佛光掩映下的民俗生活史——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中“童年出家”与“佛祖赐名”两个故事素的解析

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中“童年出家”、“佛祖赐名”等故事素的出现与该地区宗教民俗生活息息相关。还原故事生成的文化语境，民间口承叙事往往成为地方风俗和历史的直接注脚。故事文本是特定区域内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     

民俗事象与哈代小说叙事

哈代小说与民俗有不解之缘,民俗事象构成哈代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情节,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的命运轨迹,在时间上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民俗事象也是作者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此外,民俗事象还构成小说细节,深入到小说肌理,发挥润滑链接的作用。民俗化叙事是哈代小说鲜明的艺术风格,民俗文化内涵是哈代小说重要的艺术审美。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与民间叙事传统——以岳飞出身、出生故事为例

中国古代英雄诞生故事中的模式化、传奇化叙述,呈现出鲜明的民间风格。岳飞出身、出生故事实证了在中国古代英雄传奇诞生故事中,存在着史诗化的“奇生”母题。受“奇生”母题影响,在表层叙述体制上,呈现模式化的民间叙事特征;从深层文化背景上,体现出民俗信仰、民众观念等复杂文化因素的影响。英雄诞生故事,从叙事方式、文化背景两个方面,体现了民间传统对叙事文本的影响。     

鄂西土家族文化事象的影像表达与族群记忆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影像进行表达与传播,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表述范式。影像为少数民族“族群记忆”与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原生态”与文化事象既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策略与源泉,也是其传播方式。在影像表达中,文化事象会受到电影叙事结构与“文化传播折损”的影响。同时在与“他”民族的交互与对视中,少数民族常处于“被想象”一方,文化事象与影像表达依然存在着不同价值视角的冲突与博弈。     

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

叙事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民间故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于笔者已完成的关于中国虎故事类型的研究,探讨中国虎故事化身型故事《师道宣》的叙事性,对其叙述者、角色模式及叙事结构作了解读,从叙事的层面上揭示其《师道宣》文本由“     

论铁凝小说的民俗书写

铁凝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融入了独特的民俗经验与文化感悟,作品中夹杂大量的民俗事象书写,而这些民俗背后的文化内蕴引人深思。铁凝小说的民俗书写,表现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百态,并通过民俗表象透视其文化意义,继而追寻人生与社会的终极奥义,达到真实与艺术的高度契合。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铁凝小说,分析民俗事象、民俗心理及社会文化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挖掘文本内容之外的精神立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铁凝的创作理念与价值追求。     

在自我叙事的表象背后--评《紫禁女》

通过对卢新华新作《紫禁女》的文本细读,在分析其感性层面的自我叙事故事基础之上,进而挖掘其理性层面所蕴涵的历史忧患意识。在肯定其梦幻、日记体、意识流等多种表现手法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其“载道”有余而“文学”不足的缺憾。     

试论文本双层时空与主体对称

书面叙事文本的物质层面与话语意义层面分别表征不同的时空。真实文本“事”在“叙”前,双层时空可以导通;虚构文本“事”在“叙”后,文本虚拟时空孤立封闭。既定阅读程式并未严格分辨“事”与“叙”的两种逻辑关系。主体对称性分析则需引入“形式叙述者”和“形式受述者”概念     

蒙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以辽宁阜新地区的巴拉根仓故事为例

分析了辽宁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巴拉根仓故事中体现了蒙汉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交融,该故事是一部口述的生活文化史记录。密切关注巴拉根仓故事滋生的空间,还原故事生成的文化语境,民间口承叙事往往成为该地区相应风俗的直接注脚。在习俗化的作用下,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地循环互动,习俗化是连接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的纽带。故事文本成为特定区域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     

神人之辩: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的叙事解读

叙事学方法是 2 0世纪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逐步走向成熟的形态学理论 ,它通过探索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学文本的角色模式与叙事程式 ,来挖掘其深层的故事结构 ,并从结构形式中呈现其文本意义。文章运用这种方法来解读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 ,认为其原型叙述和角色模式所展示出的深层结构是强与弱的辩证对立 ,同时故事的原初形态还应包括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古神话母题即“神人之辩”母题 ,寓含着用火文明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情事互文:汉魏辞赋与小说的参体同构

汉魏赋家与小说家皆长于观采“情事”,在文本创作层面形成互文.假托问答有助于“凭虚构象”和叙事的展开,而“曲终奏雅”有功于劝世道情,这是汉魏赋体与小说共通的结构方式.赋作在经典主题和故事安排,以及志人志怪的情节设置上,开启魏晋小说的法门.又,赋文本保存小说事典、小说文本保存赋文和赋学本事,二者“参体同构”,以虚构、夸饰繁荣中国早期的文学文本,对中国叙事文学“情事”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西部民俗风情与乡土小说的文体特征——西部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研究

民俗风情,是创造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与行为)。在西部乡土小说中,西部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与西部乡土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本文从“花儿”与“民歌体”式、民俗事象与日常生活叙述流,民俗杂色与文化心理冲突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论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建立在对叙事、故事和叙述三者的不同内涵所进行的区分之上。对叙事和故事及其关系的分析，涉及的是叙事结构，它属于文本本身的“客观形式”。而对叙述语态的研究则关涉的是叙述话语，与叙述者的“主观形式”相关联。叙事结构分析分别以托多罗夫对具体叙述文本和布雷蒙、格雷马斯对叙述逻辑图式的探索为代表；而叙述话语的分析则以热奈特对叙述时间、叙述层和叙述者的剖析为代表。上述研究，既表明结构主义对结构形式的关心落实到操作层面，也表明叙述主体是如何在叙事中被结构化的     

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阴阳辩证观

阴阳辩证观在“易——老”哲学系统中占有显著地位 ,它是“易——老”哲学的基础 ,也是其真谛所在。中国民俗文化受“易——老”哲学的影响颇深 ,在其事象里深蕴着或著或微的阴阳民俗事象的辩证思想。本文试图阐述“易——老”哲学的阴阳辩证观之本质内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古太极图中所包含的有关阴阳的民俗文化信息及其应用 ,从而探析阴阳辩证观的本质特点和中国民俗文化脉络的发展 ,把握相关民俗事象的功能与特质     

匡文留民族诗学创作论

满族女诗人匡文留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以独特的民族诗学探索取得骄人实绩,其诗既延续上世纪80年代西部诗的阳刚奇崛,又形成以民族风情入画、民俗生活入骨、民族史入诗的诗学风尚,探索“行走的诗学”创作旨趣,诗作结合地域文化、民族风情、民俗事象抒情叙事,具有民族诗学新品格,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诗歌化与民族诗学的美学化倾向。       

论“未曾有经”文体及其影响

“未曾有经”是汉译佛典中最重要的叙事文体之一，它在内容上以神通故事为主，旨在通过神奇叙事来彰显佛教伦理之善，并形成了特定的文本结构。这种文本结构以及相关的故事情节或类型，曾对中土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跨文化文本空间中的性别对话——从《女勇士》中花木兰形象解读汤亭亭的跨文化叙事

美国当代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以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花木兰为原型,通过融入中西文化元素塑造了一个现代“女勇士”形象,集中展示了她作为华裔作家的跨文化叙事策略。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通过对于圣经、佛教和道教典故的改编和移植,在文本中建构了融汇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的跨文化空间。跨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汤氏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不但在文本想象层面实现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话,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于消解现实生活中以男权主导的性别对立模式的诉求。     

叙事视角、互文性与文本意义——以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为例

互文性分析与叙事学分析一般无实质性交叉.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意义取决于同其他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但从叙事学角度看,这种阐释关系只有通过特定文本的内在形式结构才能够具体实现.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的情节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由于小说通过焦点人物岛村主观视角的叙事是“不可靠叙事”,作为文化符号的驹子所弹曲目,在不可靠的“假故事”和在“假故事”掩盖之下的潜故事中,其含义大相径庭.此典型样本的细节分析,可以视为对互文性关系的叙事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