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至1978年间以逆向为主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呈现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为主的特点。30年中,国家确定一系列制度,堵住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路;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向农村的疏散与流动极为频繁。这使农村承受过多压力,成为一个被封闭的区域,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度稀缺。这种人口流动特点是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表现,它使农村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个缓冲区,加重了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承载力,延缓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

从人口流动趋势和规模来看，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县域经济基础，将县域城镇化主要划分为外生型县域城镇化和内生型县域城镇化两种类型。不同的县域城镇化在国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城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并主要塑造出“依附型”和“融合型”两种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运用类型学思维和区域视角去开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据县域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特点，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层分类供给不断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进县域内不同群体的社会福祉。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对接现代性的浪漫想象——“乡村CEO”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困境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建设为主导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少有关于以推动乡村建设为主线的城乡人才要素对接的探讨。伴随着稳定推进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乡村的稀缺性正在凸显,乡村作为新的经济空间也得以建立,需要相匹配的人才作为支撑。来自团队在云南多个乡村实验的案例以及杭州余杭区的实践显示,“乡村CEO”是政府主动构建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之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逆城市化”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发掘乡村的稀缺性。尽管“乡村CEO”能够把城市动能带入乡村,带动各类要素流向乡村,但城乡人才要素流动本质上仍取决于乡村与城市对接现代性成功与否。乡村和城市仍需面对和克服自身的社会生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     

中国城乡福利差距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考察

鉴于致贫因素来自结构和个体两个层面,通过分析福利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异质性影响城乡福利差距的内在机理,并利用固定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其静态检验发现福利资源配置有助于缩小城乡福利差距,人力资本异质性则拉大了城乡福利差距,而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城乡福利差距具有收敛趋势;动态检验发现:随着乡城人口流动,福利资源配置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对城乡福利差距的影响程度会相应提高。为此,建议:适度调整城市偏向的福利资源配置政策;完善人口乡城流动机制,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城市福利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及相关的政策配套体系,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可持续流动。     

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

本文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考查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移民规模、移民方式和特征,以及移民的社会流动.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运动,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绝,使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完成移民过程.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社会隔绝壁桑的作用,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劝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决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收入分配能够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平台高效率交换能够促进乡村在线交易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居民数字化消费能够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缓解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难题、促进了乡村交换模式的转型、助推城乡消费新模式的形成,但还存在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生活体验差距不断扩大、乡村基础设施资源交换不充分、乡村数字化消费模式发展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应进一步整合数字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体系,强化资源分配均等化;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建设乡村在线交易平台;推广乡村线上消费,助力乡村消费升级换代。     

上海人口集聚与城市空间的重构

中国城市，尤其象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特大城市，在进入８０年代后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上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地区之间的差别，且通过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进和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这些地区的差异有所扩大，因而引发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流入。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使上海的人口进一步高度集聚，城市行政区划不断扩张和延伸。人口的高度集聚一方面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一、人口基本态势、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的集聚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     

从城乡二元对立到一体治理 ——西方发达国家城乡治理模式变迁及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都经由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一体的治理模式变迁.实现城乡一体治理后,乡村地方政府变为一个法人单位,拥有独立的税收,可通过中央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及地方借贷等方式来弥补财政不足;同时也实现了乡村的民主治理,保证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实现;还能促进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发达国家城乡一体治理的方式来弥合城乡差距.     

移民限制下我国人口城乡迁移轨迹研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人口流动政策也经历了从自由流动到严格限制、再到改革放宽三个发展阶段.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移民限制政策下,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城乡迁移轨迹表现出其特有的时序性特征和空间性特征.在时序性方面,我国人口城乡迁移经历了自由迁移、限制迁移和周期性流动三个发展阶段;在空间流向上,省际和区域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向逆转,行政区划分异以乡村向城镇迁移为主.与一般的人口迁移规律相比,我国人口的城乡迁移在移民限制条件下表现出其特殊性:长期以来的滞后性和当前明显的"候鸟式"周期性,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双向配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等随着要素单向流动的城镇化而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发展失去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衰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现阶段在旧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的制度供给还不充足的背景下,囿于资本等要素的逐利性,完全依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下定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下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等要素双向配置互动发展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互促共融。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研究

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城市到农村为主体的城乡间人口迁移流动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根本原因。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视角下,我国农村养老面临诸多问题,为此,应建立多层次的城乡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加快完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村社区为老服务业发展;制定实施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战略。     

略谈城乡一体化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打破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的现象,扩大城乡交往,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本文仅就城乡一体化问题说明以下几点意见。 一、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 乡村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随着工业化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乡村城市化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6.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7.6％,1980年城市人口14亿,占总人口的43％;估计到本世界末世界总人口将达到62亿,城市人口32亿,占总人口的51％。我国城镇化水平低,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本世纪末,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30％。 我国乡村城市化并不是整个乡村全部为市区所覆盖,也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那种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从而造成城乡对立、     

我国流动人口减少了吗?——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首次出现下降而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全国流动人口在近些年已经出现减缓的迹象,流动人口主要流入省份和主要流出省份双双出现流入和流出放缓或减少的状况,这都为流动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提供了有力证据。流动人口规模进入下行通道有多方面的原因: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使得流动人口的"基数"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使得部分流动人口回流和就地转移人口增加;新型城镇化,使更多流动人口落户流入地。同时,中西部中心城市流动人口快速增长,东部城市人口流入则存在一定分化。未来东部主要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将呈波动下降趋势,需要更长期的考量,避免短期行为;而中西部城市在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情况下,则需要努力调适和积极应对。     

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产生动因及状况分析——基于广东ZS市实证调研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大量需求以及国家政策对人口管制的松动,在"推-拉"双重合力下,上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追寻他们的"城市梦",从而形成了浩大的人口流动潮.由于转型时期我国人口流动诱因主要是经济因素,所以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东部沿海人口流入地区,人口流动规模大,空间分布集中;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以中青年女性为主,学历结构以中小学为主;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强烈,持续居住时间长.     

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简论

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城乡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呈现出新旧交替、由传统趋向近代化的复杂的过渡形态特征。一方面近代意义日趋增强，表现在城乡社会分工扩大，乡村城市化发展，城乡相互联系与依存加深，城乡贸易与人口流动加强等，另一方面又因袭了浓厚的传统色彩，表现在比较完整的近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只存在于少数地区，城市数量少、经济辐射力和带动作用弱，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城乡经济联系依然相当隔绝等。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使城乡关系带有严重的半殖民地色彩和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近代性、前近代性、半应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错，使城乡关系严重扭曲而畸形，尽管其中透露出若干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亮色，但最终未能冲破浓重的黑暗。     

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初探

城市化是世界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要产物，也是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据联合国1989年11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并呈上升之势，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72％，而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城市人口仅占其总人口的32％。但是，发达国家大约经历了200多年时间才完成了城市化发展过程，即大量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城乡二元化封闭社区转变为城乡一体化开放性社区。因此，对中国而言，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完成劳动力转移…     

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口流动与社会管理创新——“后户籍制”背景下城乡人口流动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创新

城乡人口间的快速流动已对我国农村、城市以及流动人口本身展现重要社会影响,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匮乏,城市内部大量社会问题出现,流动人口自身所受到的社会排斥都可从中找到原因.建构有关城乡人口流动的新型管理体制非常必要:一是改组国家计生委为国家人口管理总局,以统一管理全国人口问题;二是培育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三是要注重人力资源投资,特别要瞄准流动人口二代,通过代际政策逐渐消弭流动人口与城市原生人口间差异;四是应注重从城乡社会保障对接、开放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非转农)、农村宅基地产权确立变更等政策调整方面入手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工作.     

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城市化问题的再认识——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农民打工者个案为例

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城市人口的增长无外乎以下三种形式：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城乡行政区划的变更。由于种种原因,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超过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民成为补充城市人口数量的最重要来源,其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农民数量、来自何方、以何为生、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相互影响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俄国城市化的特点。     

冲突与融合: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

城市生活方式具有复杂性、分化性、开放性、流动性和异质性等特点。由于生产方式、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城乡生活方式处于冲突之中 ,而随着生产方式变革、人口流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 ,城乡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融合。城乡生活方式的冲突与融合促进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     

房地产业折射的人口流动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本文以合肥市房地产业为依托,着重从房地产业的投资者、建造者、主要购买者三个方面叙述相对应的人口流动的特点、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及对城市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以城乡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业的建筑者在流动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和因教育、工作流动在城市中所面临的困难和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