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

地缘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支柱理论之一。对其涵义和作用,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已。本文重新审视国内外学者对其涵义形形色色的解释后,对其涵义给予科学的界定。并在研究地缘政治理论历史嬗变轨迹的基础上,对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剖析。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与探讨旨在为外交家、政治家们提供一个观察国际关系的现实框架     

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

借鉴福柯的话语理论,重新认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社会科学与国家分析框架下的"海洋国家"话语,指出"海洋国家"实质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一个概念;麦金德则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构建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西方"海洋国家论"通过对历史上海洋国家从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的"偏移",重构"海洋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从文明的角度入手,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研究单位的拓展

以科技为载体的全球化突破了国家地理边界的桎梏,国家利益研究的范畴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不断扩大。随着国家利益在海外的分布与扩展,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研究层次的多元以及区域发展的现实,研究单一国家的地缘政治已经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将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单位。     

“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主题

“新帝国主义论”被认为是美国现今的国家政策。该理论主要包括“失败国家”论、“先发制人”论、“主权有限”论、“自由民主”论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等论调。     

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兼论中国的空间安全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最常见的理论之--地缘政治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先后出现了"海权论"、"陆权论",以及"空权论",并为近代资本主义各国在大国崛起中扮演了承担设计国家战略的使命.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但加剧了国家利益的争夺.而且拓展了国家安全的领域.尤其是制天权与制信息权既成为各大国关注与争夺的焦点,又是地缘政治理论今后研究的新领域.回顾并展望地缘政治理论的昨天的演变、今天的现状、明天的趋势,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掌握中国的空间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畛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再探

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社会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畛域之下,对其进行总体性透视,这样方能对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当代的鲜活体现。     

传统儒学的传承与拓展：刘咸炘的人学理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西学的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域中,刘咸炘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想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持守者和捍卫者,这在其人学理论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在本原论上,坚持中国传统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在心物关系或心身关系的理论上,主张“以心御物”或以心为中心,在此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重在治心的理论,反对西方以治物为中心的思想;在知行关系上,以人与万物的感应关系阐释知行关系,提出知行相依、不知不能行以及人要以情意为重、知识为轻的理论,批评西方重知而离行和不重情意而努力向上求知识的倾向;在人之德性问题上,继承传统儒家道德至上论,且以善心良德和道德教育挽救当时道德缺失的时弊,找回国人已经丧失的精神家园,批评西方物质利益至上的思想;提出以个人为本位的理论,赞成以利益大众的社会主义,但不赞同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     

论北宋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

按照传统的北宋首都定位原因分析有两个问题无法完全解决。第一,北宋明明边患不断,为何还要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第二,北宋皇陵为何不建在首都开封而设在河南府的巩县?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从国家尺度上,分析了北宋首都定位于开封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缺陷,以及首都定位后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家们在国家尺度上的平衡与弥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从新角度解释了西京洛阳地位崇高问题。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及中立性地缘议程建构的可能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因为过度强调海陆对峙、权力政治、空间控制及大国政治等,陷入具有悲剧性的宿命论之中。但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关于"地理因素与国际冲突创造存在关联""地理空间存在跨界管辖的客观需要"的判断具有合理性。法国学派、美国理想主义和批判地缘政治学从去冲突化、去国家化、去地理化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这种批判因为过度否定地理因素对政治选择产生的影响、对地缘合作过于乐观及无法形成全球性分析框架,难以实现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替代。一个有效的地缘政治议程应该坚持分析框架的普适性、认识论的中立化、人地互动论、权力的工具化及国家主导下行为体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立性地缘政治实践优先解决的问题。     

中国与边缘地带的世界革命：以“中心-边缘”模式为视角的考察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文革”前夕,在寻找新的对外战略盟友的过程中,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经验直接应用于亚非拉新兴民族力量,强调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下,通过动员世界边缘地带的革命力量,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并最终攻取帝国主义盘踞的“世界城市”。这是一种具有革命世界主义理想和情怀的战略取向。其所取得的成果和获得的经验、教训都是今天中国和平主义外交的宝贵遗产。     

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转换的政治动因

当代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由传统的"管理论"转换为"控权-平衡论".影响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转换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革.俄罗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国家"、由"议行合一"制转换为"三权分立"制,对俄罗斯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体系、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促成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的形成.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中亚的地缘政治：“大博弈”与“小博弈”

以往的论者关于中亚地缘政治的分析,一般都十分重视大国因素,自然缘于大国政治对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文章在探讨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大国间的"大博弈",在主要分析美国中亚地区大战略的同时,还关注小国的作用,在"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中把握中亚地缘政治的新动向.中亚舞台上的"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地缘政治形势将愈来愈复杂.     

马克思“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的两个中介理论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如何定位它还是莫衷一是。无论是将它归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甚至一个范畴,还是把它等同于唯物史观,都不足取。我们认为,它与马克思的社会建筑理论一样,都是"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的中介理论。纵观马克思的文本,他多维度地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发,其中把社会比作建筑和有机体是两个最主要的维度:前者侧重揭示"社会是什么",后者侧重揭示"社会怎么样",两者贯穿唯物史观的始终,形成"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相辅相成的两大中介理论。     

“和谐论”文艺美学的理论特征和逻辑构架

文艺美学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弘扬、发展了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它对艺术审美本质的界定吸收了康德的思想,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将美与艺术统一起来。"和谐论"文艺美学对美和艺术既有总体的把握,又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作具体探索。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     

“新帝国主义论”及其理论先导

“新帝国主义论”被认为是美国的国家政策。该理论建立在自由、民主观念之上，鼓吹市场经济万能，同时不失老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本性。霸权稳定论是其理论根基，新保守主义是其哲学渊源，新自由主义是其重要理论支撑。     

作为“特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分配论——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主流理论,它强调财政在国家配置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分工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或创立阶段,我国财政学者深入讨论了社会主义财政的“特殊性”问题,其中涉及财政的本质和职能、国家财政计划体系的范围、财政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财政学者在这一时期就主动地将财政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联结,提出了财政学是“特种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阶段,我国财政学者集中分析了财政作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内在环节以及财政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作用,并给出了更加理论化的表达。此外,伴随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分配的性质和作用必然发生重大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分配论也必然会被扬弃并为新的更具包容性的财政理论所替代。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

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 ,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究其原因 ,主要源自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 ,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 ,生活在“山巅之城” ,其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使命感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追求民主和人权。在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方面 ,美国传统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自 2 0世纪初起 ,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 ,其使命感日益同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结合到了一起     

“民族国家消亡论”新解

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据此提出了“民族国家消亡论”,实际上推销的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消亡的条件在全球化时代远未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历史学方法,使来自于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错误思想根源的“民族国家消亡论”得到了科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