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从经典改编的维度看《阴山木兰》的多元文化诉求

经典改编是不同时期的作家对经典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活动,体现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诉求。解读《阴山木兰》,透视作家在创作中的文化诉求,无论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举措,还是突现民族特色的愿望,或者强化女性意识的写作,都指向当下和未来。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唐代明经科人才的经学贡献

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考核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士子们的习经热情与习经动力,促进了儒家经典在全社会尤其是在青年学子中的普及与传播。明经科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家培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各级官吏,及第者走上仕途后对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吏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明经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考试体制、仕宦去向等,也限定了其经学水平及经学贡献。明经科人才一般仅粗通经典,有能力执教中央官学、参与仪注撰定、纂修官方经书、独立从事经学研究并有著述产出者数量有限。因此,靠通经及第的明经科人才走上仕途后对经学的传播、普及、研究作出的贡献总体上看是有限的。     

论明清情爱小说的女性意义

明清情爱小说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情爱小说是以男性的欲望和需要为前提，从男性文化的视角出发而创作的，所表现的美男效应与女性主义暗合。小说的纵欲妇女形象满足了男性读者对女性的欲望，表现出男权社会不平等的性价值观──儒家的“女为男用”原则。     

论先秦训诂与儒学的互促共赢

训诂与儒学的互促共赢关系,在先秦时期已体现得相当明显。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者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训诂实践:先秦儒家经典中包含所有的训诂体式,涉及多种训诂内容,运用了三大训诂方法以及大量训诂术语;同时,先秦的训诂实践活动也有利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解读与广泛传播:《论语》、《孟子》中都运用训诂之法来诠释儒家思想,《易传》与"《春秋》三传"的传注体训诂,在诠释与弘扬儒家思想方面的作用则更加突出。     

论读者与明清小说命名的关系

明清时期，读者作为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小说命名的关系相当密切。其主要表现是：读者与小说命名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读者的阅读心理影响了小说命名；读者影响了小说续书与仿作的命名。深入认识读者与小说命名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探寻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     

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价值理念产生了激烈的冲击,在批判宋明理学和西学传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经世实学思潮。反对经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反对理学束书不观,提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学术新风尚。明清之际思想界在“复古”外衣下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的前导工作。     

试论明清长篇小说的"尚实"风格

“形而下”追求的时代精神、与权力话语密切相关的诗文理论的侵蚀、小说形态学母体及作家创作经验的烙印等因素,促成了明清长篇小说“征事纪实”的“尚实”风格。它对经典之作及其附翼之作的影响不同,在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贯彻的程度不同,同时,与之共存的相反的思想也一定程度地抵消了它的消极作用。应全面、客观地面对这一现象。     

《红楼梦》非儒思想易理关系分析

《红楼梦》“言情”主旨、“崇女贬男”观点,以及自然随性生活态度,与儒家“重礼抑情”倾向、“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品质相反对立.基于《易经》哲学思想具体化解读视角的小说非儒思想研究,揭示小说非儒思想与《易经》哲学本质内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与原始儒家思想切合与后世儒家观念对立的原因,助益当代客观评价小说非儒思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经学与汉代法制

经学与汉代法制张涛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王夫之和儒家思想

在王夫之思想的研究中,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王夫之与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王夫之“是儒家礼教道统中的突出人物”,他“和其他陋儒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王夫之不是什么“陋儒”。他是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几乎都与儒家的六经分不开,但是,他在我国思想史上较早地而且较为认真地对儒家思想作了初步的批判,并力图用“正学”去改造当时已经腐朽的儒学。     

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之根源探究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是其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如今后理论时代,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标签下,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的误读和挪用饱受诟病。本文旨在寻找庞德对孔子及儒家文化误读与挪用的两方阵营之外的一条客观评价之路,探究他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的根源,并通过东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来揭示庞德是抵制西方“两希”文明的哲学思潮而转向从东方尤其是孔儒经典中寻找济世良方。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

儒家经典的注释体裁由过去的传注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义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究其愿因，有经学发展中自身的因素和外在的影响所致。文章分三部分对此作初步的探索，论述了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与佛学、玄学，以及与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