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的结构层次、特征及区域影响

本研究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网络结构及"点—线—面"的网络结构维度两个层次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的结构层次、特征及区域影响。研究认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物流行业和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行业是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中北京中心性远高于其他城市,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相对集中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个中心城市,三个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网络连接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统筹规划生产性服务业,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纽带加强区际分工合作,规避局部地区边缘化等政策建议。     

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增长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呈现"分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于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交通运输量、信息强度四方面影响经济流的发展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亟须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聚集创新资源要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注入新鲜活力,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水平迈进.     

生态视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有较大差距。至2019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高度协同状态,而京津冀城市群是一般协同状态。京津冀城市群中生态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复合系统协同度低的主要原因。其中,R&D人员量、科学技术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高新企业个数、森林覆盖率序参量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敏感性高。未来,应着力推进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增长极;全区域人才与科技联动发力,由虹吸改为辐射;构建一体化机制,重点提升河北地位。     

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及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

技术邻近能够促进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的基础。基于微观专利数据对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内部,天津、唐山、邯郸与其他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高,北京的技术结构与津冀差异较大,北京与津冀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低,且弱于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技术邻近性不足不仅导致北京对津冀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京津冀地区间的创新联系与合作。因此,未来应着力提高京津冀三地的技术邻近性,从而为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奠定基础,包括：加强京津联动,发挥京津双城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主引擎作用;根据地区间技术邻近特点,加强京津与河北重点城市的协同创新;加强北京创新资源和津冀技术需求的对接,从技术邻近出发理顺三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衔接关系;加快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通过要素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提高地区间的技术邻近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探索及展望——基于协同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现状,京津冀城市群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治理方案,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功能协同、治理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协同效果。为使京津冀迈向更为高效的协同发展新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新增长中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试述内蒙古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基于区域价值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是就内蒙古地区区域价值而言,还是就地缘、人文及合作基础而言,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离不开内蒙古地区。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应该充分考虑到内蒙古因素,从京津冀地区协同和国家全局层面上,积极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京津冀蒙协同发展路子来,造福京津冀蒙四地人民。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

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标志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回顾京津冀地区1976年至2014年间的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并利用相关数据对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综合分析,未处理好北京与首都、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的关系是导致京津冀地区无法真正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关键原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推动未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可采取的措施。     

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交通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跨区域轨道交通建设有利于城市健康良性的发展与扩张,形成轨道交通经济带,打造产业新区域,消除环京津贫困带,激发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活力,促进京津冀地区的有效融合。京津冀都市圈交通发展现状存在"一个断裂、两个滞后、三个落差"等问题。因此,应在跨区域交通发展模式、建设组织体系、交通网络规划、法律及其他配套政策与制度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在全球灾害事件频发的影响下,探究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关系对促进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及灰色关联模型,对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显示出持续上升态势,区域内部北京耦合协调度保持在最高水平,协调城市类型主要以轻度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空间格局上,协调城市由中东部地区逐渐向东西方向蔓延。耦合协调度的发展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以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驱动能力最强。     

协同发展战略下京津冀住房市场的变化及调整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城市间要素流动加快,区域住房市场关联性加强,但同时住房市场新老问题交织,影响更加广泛,具体表现为：住房市场分异程度高且持续扩大,城市间住房供求矛盾突出,住房市场健康水平整体较低。京津冀住房市场分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产业和人才政策梯度不合理,房地产相关政策配合程度低等。为实现京津冀住房市场的长效治理和健康发展,建议遵循“产业—人口—住房”要素流动规律,构建住房圈层发展新模式;制定差异化人才优待政策,拓宽柔性人才引进机制;建立深层次产业协同机制,创新产业发展保障方式,以缓解城市间住房供求矛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哈长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大庆城市功能提升研究

哈长城市群是东北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重要集聚地,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北方开放重要门户.结合《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对大庆市的发展定位,分析哈长城市群建设为大庆市城市功能提升带来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大庆市城市功能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张力与司法应对——以京津冀为例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从供给侧化解该矛盾的方式则是区域协同发展,但政策红利刺激下区域竞争性发展造成区域地位不平等、发展不均衡,对区域协同治理带来了现实张力,集中地体现为政策引领与法治保障的冲突,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扭曲,进而演化为社会矛盾纠纷,包括直接的利益纷争、发展权利诉求以及社会心态失衡等问题。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立足于审判执行本职职能,积极推进区域司法合作,深度参与区域社会治理,构建一体化的司法协同治理体系,将矛盾纠纷纳入法治框架进行分析研判,进而推动区域实质性公平,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邻近—联通—效率:区域一体化分析新框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诠释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呈现出更强调邻近效应、更注重区域联通、更关注效率提升的新趋势,亟须从理论上阐释其内在逻辑和演进规律。从邻近、联通和效率三个维度揭示区域内地区间协同关系,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其底层逻辑是不同微观个体依托“互利依存—价值创造—自主演化”关系形成自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地区间多维邻近性与联通行为协同演化,继而与各地区的发展效率之间产生相互促进作用,并在“地区借用”“壁垒破除”“生态构建”“路径创造”效应的影响下,使各地区的发展效率在增长中收敛,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具有“渐进”和“跃迁”的辩证统一性,在时空演化中呈现出合目的的规律性。在实践层面,区域一体化以地区间适度邻近性为前置条件,以网络化联结为形成基础,以整体性效率优化为目标要求,以个体内在自组织为动力保障。遵循该分析框架,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应持续拓展互利合作空间,优化畅通协同联动渠道,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与效能,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现状研判与发展建议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年来,在协同发展规划与顶层设计、产业分工与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定位、生态环境共治和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从空间上比较,在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优化、创新中心建设等方面,与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群空间结构,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链条,加快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实现建设目标。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天津城市功能提升的路径选择

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常态下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转型对接的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基础是明确三地的功能定位,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其中,天津由于在协调区域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其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以城市功能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天津城市功能演化的历史轨迹为参照,系统考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天津城市功能新定位的逻辑架构。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城市功能发挥中存在的若干瓶颈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对提升天津城市功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京津冀协同治理及其制度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协同治理更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下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新区域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府际关系中的政府管理思维和管制模式,在顶层设计方面提出了在中央层面成立高级别的区域发展协调机构、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协议等制度创新。当然,新区域主义理论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适用性仍有待实践检验,路径优化仍然面临多种可能性。     

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转型——基于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分析

从西方区域理论的演进和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看,西方国家的区域协同发展经历了从政治调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机制转型。中国目前主要以政治调控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体现出早期西方区域主义思想的特征。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阶段性、层次性、多领域性的特点。当区域协同发展日益深化时,仅靠政治调控已不足以应对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因此需要促进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对区域事务的参与,形成区域主体间新的协作治理结构,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机制。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