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

"国家—社会"关系或政社关系是西方学界研究社区治理的主要视角。长期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沿用西方的政社关系视角,忽视了党在我国社区治理构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党建维度普遍缺失。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视角从政社关系转向党社关系,是回应社区治理失灵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与党的宗旨和属性的体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应当遵循以组织融入促进有效在场、以机制创新促进有效动员、以综合服务促进有效治理的路径,实现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机契合。     

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探索——基于J区“五微共享社区”的个案研究

加强社区治理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五微共享社区”平台的产生和发展是社区治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实践创新,是对我国现有社区治理模式的补充、丰富和突破。“五微共享社区”平台自运行以来,为民服务能力、基层自治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得到提高,但也存在服务参与主体较为单一、群众参与热情有待提高及社区服务提供相对不足等问题。文章将信息技术作为服务社区治理的切入点,采用个案研究法,对城市社区的运行机制、主要困境及治理路径进行相关探索,以期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当前,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行政延伸特性,但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社区社会组织逐步嵌入社区治理网络之中;社区社会组织开始在社区管理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预期较好;党建对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议事具有显著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的关系、政府视角与居民视角的关系、互益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的关系、参与服务与参与管理的关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在政府层面,应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完善购买服务制度;在社区层面,应加强党建引领,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层面,应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参与和服务能力;在居民层面,应推动居民参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     

城市社区精英的类型与结构特征潜类分析

社区精英是实现基层自治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上海J街道社区精英的潜类分析可以发现,在社区治理中有三类社会精英:"政权代理人""社区热心人"和"治理参与者"。在社区治理中,"政权代理人"和"社区热心人"都主张依靠行政力量,"治理参与者"则更加相信社区精英的社会力量,且"治理参与者"和"社区热心人"都对社区的各种组织有更多的参与。在社区精英群体的社会属性方面,女性、学历低、年龄大成为"社区热心人"的整体特征,而小区的新旧属性会显著影响"治理参与者"的多少。     

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治理单元,其治理现代化能够不断巩固我们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根基,打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是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举,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做好外部融接应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机契合,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动态融入,与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新模式对标竞进,与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变化深度适应;加强内部并举需发挥城市社区党建的全面引领作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构建以“两邻”理念为主导的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打造数字化社区服务互动新平台。     

城乡社区治理中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制度分析

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需要一定的媒介、平台和载体。通过对山东省某地L村"三治"融合的治理案例研究发现,信用体系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它提供了城乡社区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界面,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角色界定、渠道提供、规则设定、作用保障等建立起公众参与的城乡社区治理框架;另一方面,它将制度逻辑带来的压力转化为主体创新和实践的动力,使得政府、社会和农民群众都能够以城乡社区治理主人翁的意识和心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逻辑框架下实现法治为本、德治为引、自治为基的"三治"融合。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推动低龄老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和社会参与的重要生活空间,低龄老人参与社区治理既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文章针对目前我国低龄老人在参与社区治理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完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规定、充分发挥社区退休骨干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以及健全相关激励机制等措施,以期激励更多的低龄老人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赋权推动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思路

在我国当前的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不足制约着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组织化力量,增强居民集体行动能力;将信息技术嵌入赋权行动,拓展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夯实社区赋权的制度基础,为赋权居民提供坚实保障。     

“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现实诉求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个案中,H组织以主导、支持、推动等发展性角色从三个层面积极推动自下而上、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行动:对龙舟文化进行包装,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搭建主体性参与的平台,增强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与长效性;从主导转向提供协助性服务,搭建社区自治的内生组织。从利益契合到公共精神培育再到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利益契合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诱发性动力,在公共精神的培育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思想转变,在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层面是多元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案例分析研究

信息时代催生了社区治理创新,通过比较无锡金星街道朗诗社区和合肥滨湖世纪社区的创新案例,推断"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的基本规律。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社区治理参与主体、信息获取方式、信息泄露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创新的效果,甚至还会导致伪创新现象。解决对策是建立多元化信息平台、强化技术监控,引入第三方技术、加强人员素质培养。     

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探索

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能够发挥政治优势,筑牢基层党建引领的"新防线";发挥威望优势,凝聚社区自治的"生力军";发挥经验优势,成为创建和谐美好家园的"领路人"。离退休干部赋能社区治理包括党建赋能、凝聚赋能、议政赋能、专业赋能、榜样赋能五种模式。调研发现,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也存在一些障碍,包括个人家庭等因素阻碍参与广度、社会氛围缺失影响参与热度、保障机制不健全限制参与深度、激励机制不完善制约参与效度。为进一步推动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治理,要深化双向融合,精准对接社区党组织;打造特色品牌,强化功能型党支部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激励保障措施;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乡镇社区治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井研为例

井研县乡镇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社区治理中还存在社区人口的复杂性与社区人才缺乏、社区行政色彩过浓与社区组织参与不足、社区建设重硬件与轻软件、社区治理的迫切需要与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问题。对策建议: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升社区治理引导力;整合力量,提升社区治理内动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软实力;强化保障,提升社区治理保障力。     

关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思考

<正>社区治理是指由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甚至个人等多个主体参与,依据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社区规范、公约和约定,通过协商、协调互动、协同行动,对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增进社区成员的社会福利,增强社区凝聚力,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社区治理的内容事关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调动社区居民参与,依靠民众内心的接纳和认同来采取共同行动,通过多维度和上下互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整合社区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探析

伴随着我国民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社区民间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既是社区管理者,又承接了政府部分的公共服务。但是,由于目前社区民间组织生存环境、发展条件的各种不完善,及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和效果上都受到了极大的约束。本文基于我国目前社区民间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创新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求必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四融入”．即个人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子女融入学校、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这一过程,既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安徽各级政府制度创新的最佳腱现。只有改善城乡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基于民主公民权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以海口市为个案

作为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省会城市,海将在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承载更多的使命.提升海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就成为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窗形象的先决条件,也是建设国际旅游岛＂软实力＂的基本要求.那么,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哪些基本规律？本文基于民主公民权理论,以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人统计学特征探讨社区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水平和规律,进而界定海市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UGC参与主体自主治理模型与实现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行业的高速增长为网络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内容质量方面的负面问题,治理形势严峻。本文在界定UGC内容问题本质为其参与主体的“搭便车”行为基础上,分析了现有集体行动困境的治理思路,通过多案例扎根方法,构建了UGC参与主体的自主治理模型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UGC参与主体之间通过带动性激励、包容性审核、去中心化匹配三种行动情境展开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并通过UGC信息链“内容生成—内容审核—内容分发”三个不同阶段的行为决策,最终实现自主治理。研究为有效解决UGC内容问题、改善国家网络内容生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思路和决策依据。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中的区块链耦合与运用分析

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性矫正刑罚,具有公正价值、人道价值和效益价值,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区矫正面临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态势延续、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调查评估的误差削弱矫正效果等内卷化困境,而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去中心化、高信任度、可追溯与不可篡改、开放与匿名、价值性等优势有助于社区矫正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冲破数据孤岛、提高调查评估的精准性,实现社区矫正质量提升。区块链在社区矫正中的融入面临着区块链硬件与软件的制约、社区矫正刚性与弹性的矛盾、能力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等挑战。对此,领导干部应转变对区块链的认知态度,强化区块链治理能力;完善社区矫正与区块链顶层设计,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构建区块链运用配套机制,保障区块链价值充分展现。     

企业社区参与过程中的合法性形成与演化:百步亭与万科案例

"合法性"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企业社区参与(CCI)能使企业获得合法性。然而,CCI如何使企业获得合法性以及究竟使企业获得了什么样的合法性却鲜有探究。为此,本文通过对百步亭与万科十余年社区参与过程的纵向双案例研究,探讨了CCI各阶段合法性的形成与演化。研究发现:(1)CCI战略随阶段发展对CCI活动起动态引导作用;CCI过程中企业—居委会—志愿者的互动模式随行动者行为角色、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而演化;社区能力的不同要素在不同互动模式的转换中向更高层面提升;CCI过程中的互动直接形成企业内部合法性,同时,这些互动通过促进社区能力成长来形成企业外部合法性。(2)企业合法性是一个连续变量,随着CCI阶段的发展其内部合法性有在程度上积累增加,外部合法性有在范围上逐渐扩大的趋势。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解析了企业合法性形成与演化的微观机制,揭示了企业合法性作为一个连续变量的演化特征,对企业通过社区参与来获取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