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董王同异论

本文略论董仲舒(公元前179——104)与王充(27～99)思想之异同。 一、“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董仲舒是以宗孔而著名的。他认定“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下引只注篇名),故著《春秋繁露》以阐发其微言大义,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汉代政治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历史的""六艺之科"与"思想的""孔子之术"两条主线。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尊儒"的制度基础,但武帝朝出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以至对立,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议的召开,"六艺之科"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产生"新秦政",对"尊儒"提出重大挑战,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入新的阶段。其后元帝、王莽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虽不断试图融合,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王莽政治以极度标榜二者,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名言。对董仲舒的这段倡言,人们历来毁誉不一,分歧很大,尤其近世以来,否定者更居多数。显然,这不单纯是有关对董仲舒的评价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对儒学及以儒学为主干的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何评价的问题。因此,对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功过、是非,不可不认真讨论清楚。我认为,要做正确的评价,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独尊儒术”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二、对“独尊儒术”的功过必须做唯物的、辩证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下面就来谈谈我们的观点和评价。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唐代的儒学复兴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由百家之学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官方钦定的经学.以儒家的经义断事不但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而且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至东汉末年,随着刘氏王朝的解体,上述情况才有所转变,这就是:原来曾一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而盛行的意识形态——经学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和南北朝佛学;社会思潮因之也由崇儒尊经转向尚玄(学)崇佛尊道(教).隋唐以来,儒学的这一历史厄运才开始出现了转机,由式微转向复兴.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排斥与兼容——从韩愈的《论佛骨表》说起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教道的指导思想。他以儒家学说为宗旨，指出佛老的弊端，认为它们是“夷狄之教”，传承的儒家教道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他的排佛老是与维护儒学同时进行的。他力倡复古，对抗异端。将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作为定名，“合仁义而言之”。韩愈的排佛老，是对前代各家每一阶段认识论上的总结。韩愈与佛徒道士者流的交往，体现了对立观点的学术流派之间的兼容与取舍，实质上是广泛地吸收了各学派的精粹。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船山尊孔崇孔之历史动因及其三个基本维度简

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尊崇孔子之动因有三：船山先祖由习武向尚文的度越;动荡的社会现实下除《论语》之外的其他经典不可多得,传世经典《论语》为其学习之要;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大礼之不传,为“存先王之精意”而尊孔崇孔。船山尊孔崇孔有三个基本维度：考孔子之家世、敬孔子之德、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家世的考究,说明船山对孔子家世之尊;对孔子之德的阐扬,表明船山敬孔子之德;对孔子学术的探讨,表明船山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的尊崇,印证船山思想属于儒学、特别是属于宋明理学之苑囿。     

机遇和挑战:百年先秦儒学研究及其前景

近百年的先秦儒学研究 ,只不过是中国 2 0 0 0多年漫长学术史中短暂的一个片段。然而 ,就是这短短的一百年 ,却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之源泉————先秦儒家由盛而衰、荣辱交替的历史。当今世界性的儒学热既为先秦儒学研究创造了机遇 ,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挑战。1　　滥觞于先秦孔、孟、荀之儒家学派 ,我们若将其称作原始儒家或与其它诸子并行的“子学时代” ,那么 ,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 (道学 ) ,再到清代朴学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儒学历程视为“经学时代”。“经学时代”的最后一批大师却成了本篇近百年先秦儒学研究的先驱人物。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