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自１９２３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引发古史大讨论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先生的评价就颇具有代表性。本文以钱穆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为其线索,拟对他们古史理论的异同作一些探讨和分析。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论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

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 ,顾颉刚继承和发扬郑樵、姚际恒的学术传统 ,对《诗经》进行辨伪 ,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 ,而是五四时代精神使然。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传统《诗经》学进行猛烈批判 ,始终体现了一种学术批判精神 ;二、树立了建设新的《诗经》学的学术目标 ;三、自由探讨 ,平等交流 ,进行正面学术交锋。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有待建立的新学科：今史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创立了一个“古史辨”学派．对于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成说采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态度，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不过，本文不是评论“古史辨”的是非得失，而是借用其名称．提出建立一门新学科“今史辨”的倡议。     

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反思,古史辨派有贡献亦有局限,贡献与局限每每交织在一起。例如,顾颉刚说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对的,然而组合中的“三皇”里的一个个“古帝”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再如,古史辨派说五帝并非一系是对的,但对《国语·鲁语》《礼记·祭法》乃至《史记·五帝本纪》为何要把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说成是以黄帝为其远祖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实际上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造成的,五帝所代表的族群属于自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顾颉刚“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说真正的“大一统”出现在秦汉是对的,但对夏商西周时期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所显现的王朝国家的“统一性”是没有认识的。在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上,古史辨派没有考虑到古史人物中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也没有考虑古史人物及其族群名号的沿袭性和神话传说故事的“时间深度”问题。总的来说,古史辨派“破有余而立不足”,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禹名小考

上个世纪 2 0年代 ,“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 ,提出禹本是一只虫 ,他依据的是《说文》 :“禹 ,虫也 ,从 ,象形。”这在当时的学界确实振聋发聩。此论一出 ,当即就有学者撰文反驳 (参《古史辨》第一册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水》中对此也曾加以嘲讽。现在看来 ,顾先生仅据字形立论 ,确实难以服人 ,何况禹的时代 ,文字尚未产生 ,后人在口碑其史迹时 ,自然是有音无字 ,直到文字产生后 ,人们才据音立字。所以上古人 (神 )名 ,多有异写 ,如黄帝又作皇帝 ,皋陶又作咎繇等 ,其例甚多。因此 ,仅据字形而论上古…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代的交往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期由于理论上的共鸣、思想上的沟通、学术上的共勉而成为挚友。他们同为胡适的得意弟子,从胡适处学习靳思想、新方法,学业大长;他们共同创办《新潮》,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顾先生热情支持傅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傅先生盛赞顾先生的古史辨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虽然二人因个性等原因而中断了达15年之久的友谊,但在背后,在学术界仍始终称颂对方的成就与才华。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