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北观念考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长期潜存于人们心头的“南新北旧”意识又重新出现。国人心头传统的“南北之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被重新诠释和建构。南北观念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不同之前的新内容。以陈序经、朱谦之等为代表的南方知识分子,对于南方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构,并发起“南方文化运动”,以期取得话语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元杂剧南流史初探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北对峙局面的打破,消除了过去人为的地域性隔绝,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最早产生和形成于金元统治下的山西,河北一带地区的杂剧,经过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早期繁荣,此时也就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逐渐向南方发展。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总结过这一现象。他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所谓“元初”,即元朝统一全国之初,杂剧开始向南方伸展,从而由原来活跃于北方的地域性戏曲样式,发展成为通行南北的全国性剧种,并出现了“一时靡然向风”的极盛局面。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纸上的南方”——论苏童小说的空间叙事

苏童是中国当代最擅长空间叙事的作家之一。他总是有意识地规避时间的束缚,让时间融化在某种空间形式中。"香椿树街"与"枫杨树乡"这两个标志性的空间坐标,建构起了属于苏童的"纸上的南方"。这一虚构的空间,并非承载故事的一个空洞载体,而是推动叙事进程的有力手段,是整个文本的总体叙事策略。其中蕴藉的丰厚隐喻超越了地域景观的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延伸向广袤的历史与社会,与创作主体强大的情感力量共同书写了各色人间故事,生成文本主体性的生产机制和意义建构。"纸上的南方"本身成为了存在的意义。     

女性、想象与景观广州——“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与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建构

南方“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及其形象的系统建构长期被忽略.梳理这一形象的发展变化,可以窥见现代女性叙事仍然存在自我意识的局限,以及现代性命题下人性的异化;而作为其中叙事的空间和背景,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国际化规划及诉求则影响且限制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构建.因此,当下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应在出离完全由资本催生的城市文化中,去寻求现代城市经济网络的有限视角与传统地域延伸无限想象的结合,才能建构起中国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和文学景观.     

隋杨广晋邸王府学士及其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隋开皇九年平陈、十年平叛 ,确立了南北统一的形势 ;隋于此推出其旨在巩固统一的“太平之法”。隋晋王杨广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易镇维扬 ,成为有隋治理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杨广驻节江都期间 ,所结构的晋邸王府学士 ,是其所谓“文化战略”展开的文化建置 ;杨广“统临南服”而江左有长达近十年的政治稳定局面 ,大致凸现了这一战略及其战略构件合理建置的政治成效。滥觞于江都晋邸王府学士而长达近 2 0年的文化典籍修纂 ,是隋史上一个持续的文化发展进程 ;其间 ,杨广撤府北上 ,晋邸南士及晋邸南方文化典籍大规模北播中原 ,并及晋邸学士襄力于大业初国家图书校理 ,不啻促进了隋代南北文化步入融通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调北征南”:身份建构与地域认同的形成

“调北征南”是明初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军事事件，对云贵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直至清代，客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云贵地区，伴随着客民的定居和开发地方，“调北征南”开始不断地被客民强化、记忆，并用以建构其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客民在“土著化”过程中，将“调北征南”塑造成一种移民策略，通过对“调北征南”的建构，使家族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归属感”。土著在与客民的互动过程中也附会客民的“调北征南”,努力使自己成为王朝的“化内”之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客意识在“调北征南”移民传说下逐渐淡化，双方有着一定的趋同性，由此共同构筑了地方社会。至此，“调北征南”成为身份建构与地域认同的标志性符号。     

"第三项"与"作者之死"的理论去向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宣告了文学研究从此告别“作品论”的古典批评,进入“文本分析”的新时代。但为了诞生真正的读者,他力主在空间上“作者”应退到舞台的一隅,其形象应不断变小;在时间上“作者”与“书写物”,不再像“父与子”的关系,而是所有“文本”都是“现在·此地的书写”。这一无限消除“作者”在“文本分析”中作用之理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乃至疑惑。日本学者田中实的“第三项”论,在承接此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明确设定“文章的客体自体”即“第三项”,弥补了“作者之死”的理论漏洞,建构了多元世界并置的“后·后现代”理论,超越了“后现代”视野下的文学批评范式。此原理以旧我的瓦解与新我的重构为旨归,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混乱局面吹来了新风。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城乡书写的价值迷思

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双重挤压,使少数民族族群文化被迫进入与他者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互动过程。乡与城的空间书写成为民族文学书写的主导叙述范式,空间场景的转换其实是在重构某种价值立场,完成的是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囿于二元式价值立场的选择,在城或乡书写的同时面临着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民族文学的空间阐释能够更清晰地审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主要症候。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武汉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文学叙事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了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自然悖论、帝国政治、殖民道德——《皮袜子故事集》中的景观书写

文章借助景观理论,从自然景观中的悖论、文化景观中的帝国政治以及道德景观中的英雄主义三个层面剖析《皮袜子故事集》中景观书写的多重内涵。以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和人物塑造为研究对象,深度透视库柏景观书写中的诡谲。自然景观描绘中的意图舛讹和逻辑悖论使自然在库柏的“凝视”下蜕变为记录“文明足迹”的场所。原始自然成为文明暴力和权利空间的“能指”,指向帝国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勾连。自然在象征层面同印第安人命运趋同,同为被观看、征服和拓殖的“他者”。班布尔身上的“自然道德”是早期白人殖民者“拓荒”精神的体现;他的男性气质催生出可复制和传播的英雄主义,背后是作家对殖民主义道德体系和文化共同体的无意识建构。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中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这种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出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轻逸与期许——微博文学的写作特征探析及发展前景展望

微博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文学形态,有着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写作特征:碎片化的文本结构,表现为碎片化的书写方式和碎片化的阅读模式；自恋化的情感表达,表现为个性化书写塑造自我镜像,与粉丝互动完成情感倾诉；大众化的写作景观,表现为庞大的参与群体和娱乐化的写作旨归.微博文学是传统文学的有益补充和延伸,但在走向繁盛的道路上,微博文学的发展还需要文学批评有所作为.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城市文学中的景观意象和空间构形

城市文学表现城市风貌和文化,会牵涉到大量的城市建筑描写,这也是城市文学的一大特殊性,然而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多从宏观入手,着眼于市场经济、权力政治等抽象的表征,直接跳过了现实层面的城市建筑景观和空间。借用建筑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中较为典型的几组景观意象和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和总结,不难发现,建筑书写之于城市文学,有着独特而稳定的美学效果和文本功能;以建筑来观照城市文学,有望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