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的反讽艺术

新批评认为反讽是语境对一个陈述的明显歪曲,反讽的描写包含着与字面相反或相背离的含义,蕴涵了比直接话语言说更为有力的悖论和无奈。莫里森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反讽这一现代艺术特征来塑造人物,突出了黑人在白人文化语境中所遭遇的生存困惑和心理戕害。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莫里森意在指出族人的出路与未来不是心理漂白,而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坚持与传承本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其独特性。     

话语互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相契合的原初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是由自在契合向自为契合、原初契合向高度契合的动态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语境通过意译、语词借贷、借用日制汉语实现话语形式的转换。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进一步诠释其价值观主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意义关联、意义投射与意义转移。在此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契合中找寻新的生长点以实现现代化的转型,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得以延续、创新与发展,从而在新文化语境中实现意义的延展与概念内涵赋义。     

理解中国语境中的“人民”概念

“人民”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标识性概念。特有的实践赋予概念生成及变迁的特定语境,中国实践中生成的“人民”概念应基于中国语境来考察。在理论语境中,人民是受政治理论规制的概念,不同的政治理论必然呈现不同的“人民”,要从政治理论的转变及发展中对其进行理解。在实践语境中,人民是与政治实践相伴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实践必然呈现不同的“人民”,要从国家建构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对其进行理解。在价值语境中,“人民”以正面的符号、意义以及价值逐渐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要从价值塑造的对象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中对其进行理解。     

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线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形式,其目标是寻求建立适合当代社会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在当代语境下,大众文化与政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大众文化具有政治性,政治也具有文化性,这与马克思政治观和文化观是一致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论从其研究主题来说,还是从其发展史来说,都体现了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发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文化转向下的文学批评——北美地区文言小说研究的新趋势

21世纪以来北美地区文言小说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在问题意识方面，北美学者聚焦于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创作动机的思考。他们以文言小说所呈现的口述语境、信仰世界、文化焦虑等为观察对象，对文言小说的概念和读法进行反思，并深入宗教、政治和性别等多个研究场域。在新文化史等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历史语境化、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新的特点和趋势。在梳理其学术脉络和理论语境的基础上，也应看到这一汉学研究视角的启发性与局限性，借以探寻让文言小说回归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从而深化有关文言小说的文体属性、体制特征以及文体功能的认识与讨论。     

说反讽——对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范畴的考察

反讽是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之一。新批评将反讽视为语言中的对比与矛盾,因此语义悖论及字面意义与语境意义的差异是其关注的核心。新批评之后,人们更多地从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看待反讽,注意到反讽与语言多重编码、叙事分层的关系。本文认为,从叙述的表层看,反讽是隐含的作者对表层意义的取消而形成的不可靠的叙述。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反讽实际上与主体的某种优越感、对真相的洞察联系在一起,而在叙述过程中自我又采取隐身的方式保持某种超然,使表层意义导向不能作为解释依据。因此,反讽需要双重或多重释义。     

“言语行为”的后现代状况

在其创立者奥斯汀和塞尔那里,"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其任务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日常语言"的使用情况,研究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句子意义与语境的关系。塞尔利用言语行为理论开创了对"虚构"的哲学研究方式;经过与解构主义的论争,言语行为理论被改造为一种多元主义的阐释方法;而后现代思想家们则通过挪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和概念,找到了突破语言结构、对社会文化生活中种种权力话语机制展开批判的手段。言语行为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发展史正是其创始人最初的意图被渐渐遗忘的历史。     

从关联理论剖析《傲慢与偏见》中漫画人物性格特征

关联理论反语回应论以关联性为基础,对反语有强大的阐释力,对反语的理解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运用关联理论反语回应论分析《傲慢与偏见》中反讽来剖析小说中漫画人物性格特征,一方面证明了关联理论反语回应论对反语等传统修辞有合理的解释性,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全面理解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从而对小说以及探究作家创作个性、其作品艺术价值、深刻领会奥斯丁写实小说的独特魅力与"反讽"这一文学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     

涵化的另一面:文化传统的创新与再发现——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傣族艺术变迁为例

涵化是人类学文化变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具有极强的理论解释力的同时,亦有其不足之处。云南西双版纳勐遮傣族艺术的变迁虽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但其是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主动选择和适应。从中可以看出,涵化理论对文化主体性关照的阙失和缺少纵向角度的文化传统考察是其不足之一。     

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本土化实践

"接合"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与其说"接合理论"是从拉克劳、墨菲到霍尔等人所力图建构的一种理论范式,不如将其视为探索文化研究接合实践的一种情境化介入。论文以"接合理论"为主题,考察并梳理其理论发展谱系,着力思考"接合理论"在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中的"翻译"与跨语境转换问题,为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与有效介入提供一个新的论述空间。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结构之中,文化研究形成了特定的问题场域与发展形态,而接合理论及其实践则为阐释"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概念语境

我国的"媒介批评"概念主要有三种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一种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主要来自传统新闻学的思想,突出对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在当下主要与第二种语境形成勾连,对新闻审读、媒介管理、媒介监督等问题比较关注。     

“图形”力：利奥塔哲学的感性支点与艺术批评动能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的写作中,“图形”(figural)一词是其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和崇高美学的核心概念。“图形”是其后现代哲学的起点之一,是撬动西方传统理性哲学、解构绝对同一性逻辑的支点,更是其以“事件”“时间”“差异”“异识”等概念构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矩阵的结点。利奥塔的“图形”理论还拥有一种能够在当代艺术的创作、策展、评论与历史书写中屡被激发的潜能,是其艺术批评写作的支撑,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语境下接合(articulate)哲学与艺术的代表性概念,对这个概念与理论的研究,将会释放艺术批评的潜藏潜能,具有现实的意义。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互体性初探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以及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文化内涵的呈现。翻译基于对文本和语言的解读,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性的,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符号意义系统,在互文性理论和符号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文化互体性"概念,提出文学翻译要重视文化互体性。同时,文化互体性体现在译者将文本语言、语境和作者精神包容并涵泳于心中,体现在语言转化、文化语境转化、作者与译者艺术精神层面的转化上。     

审美功利研究的实用主义转向

实用主义哲学对审美功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从理论取向上看,实用主义推崇教化哲学来批判系统哲学,为审美功利确定实用主义哲学基点;从理论构型上来看,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对哲学文化进行了强有力的解构,为审美功利阐明了理论转化的语境前提;从理论要点上看,实用主义将启示价值、文学文化、自由反讽和大众取向作为自己的功利观,从而为审美功利提供了新的功利类型和可能。     

面向虚无主义的反讽

由于罗蒂哲学的影响,反讽成了一个流行概念,但是,罗蒂的反讽思想有着其时代的虚无主义背景,只有深入把握虚无主义与反讽之间的内在关联,反讽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从时代的虚无主义背景去把握反讽,我们发现反讽既是对形而上学的逃避,也是对被彻底偶然化了的世界的无奈;它多现艘陛筹划之失败的体现,也是对它的反抗。     

隐喻与反讽间的张力——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的流行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草根平民化色彩,因其模仿与抄袭的界限不清而颇受争议.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山寨文化的特质、其"搞笑"效果的成因及其与创新行为的关联,证明山寨是一种模仿与反叛并置的文化符号.在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规约中,它以隐喻的方式实现模仿,又通过反讽体现自身特有的差异化效果,在隐喻与反讽的张力问进行自我的表达.     

克尔凯郭尔反讽思想的伦理意蕴

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格,一种言说方式,更是一种社会态度,一种世界观。反讽对现实的有效性进行批判和解构,可以打破现实的束缚,实现主体的自由。但是,在否定特定时代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效性的过程中,反讽有潜在地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并不必然与真诚相悖,我们可以通过驯服反讽,消除反讽的危险,反讽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人生和道德生活的重要前提和起点。     

"恶搞"的符号政治学阐释

在符号政治学视阈里,“恶搞”是一种符号实践。“恶搞”以方言为策略,抵抗共同语的同质化运动,以确保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恶搞”对人本主义美学的原创幻觉失去了信心,只相信拼贴。“恶搞”将拼贴到一起的符号去历史化、去语境化,在一个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重新缔结一种新型的语境关系,另建一种不同于原初语境的新意义,与原初意义形成反讽关系。“恶搞”在精神维度上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状态的回忆和怀念,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中森严的秩序感及其无处不在的压抑感的颠覆。     

文化研究的准学科定位

"学术政治"的实践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定位,它既标明文化研究不是政治运动,又凸显了其政治之维."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从方法上对文化研究所作的界定,它的表现有二:一是对其他学科方法、概念、理论、视角乃至领域的借鉴,二是对大学科系体制的跨越.解读当代语境的活动则是从对象上对文化研究所作的界定,它强调通过分析相关的理论和文本来把握当代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