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之现代刑事法律人文价值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推进，要求在刑事法治建设中重视尊重人权和司法理性，使人成为人，使现代刑事法律凸显人文精神。在此背景下，儒家“亲亲相隐”思想所表现出的人性、人道以及保障人权的光辉日益彰显，其蕴含的合理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在现代刑事法治的构建过程中继承和吸收。     

进路选择、障碍化解、制度预置——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构建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

制度建构的进路选择、现实障碍的化解、前提性制度的预置是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在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上,应坚持“渐进”与“嬗变”、“系统变法”与“局部改良”的结合;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面临着观念上和立法上的多重障碍,需要克服认识上的障碍、解决司法审查制度与现有立法的冲突、塑立与培育分权制衡、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理念及民众的权利意识;“审判中心”和“检警一体”应是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的两大预设制度。     

司法理性及其生成——以公众司法参与为视角

公众参与是司法理性生成的基本要素，它是在司法具体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中，允许公众广泛参与并形成公众主流意见，司法机关予以积极回应，共同促成司法理性的生成。司法理性的生成需要通过在司法运作体制内注入公众参与这一“外行酸”的方式，将社会公众认知的价值理念引入到司法个案审判，并最终引入到整个司法运作过程之中，从而使司法机关与公众在联动进程中形成的司法认知、互动、说理、参照机制成为司法理性生成的重要机制。现阶段我国应建立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引导体制外的公众司法参与，构建司法回应机制，以促进司法理性的生成。     

日本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与华北沦陷区经济史之分期

日本的“华北产业开发计划”与华北沦陷区经济史之分期居之芬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华北沦陷期间的经济．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绝对统制和疯狂掠夺的殖民地经济。因此．其发展或演变所呈现的阶段性特点．也是由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政策与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备而不用条款的范式分析与实现路径——以年龄重构条款为切入点

年龄重构条款反映出“备而不用”条款的典型特征。“备而不用”条款以“不用”为原则、以“审慎适用”为例外，重点在“备”的前提下，兼具立法上的象征性要素和司法的适用限度双重特性外，还具备防止刑法功能主义异化为刑法工具主义的功能，以及合乎正当目的及比例原则的合宪性价值。对年龄重构条款代表的正向条款和袭警罪、危险驾驶罪代表的反向条款分析显示，因限缩解释不足和司法适用过度会产生司法极化现象。故而，“备而不用”条款的总体适用标准，是将司法适用原则、预防性裁量权控制和诉讼程序实施机制三个方面糅合。作为“备而不用”具体条款的改进策略，年龄重构条款应以刑法功能和需罚性理论为基础，实体层面就法教义学角度限缩解释，程序规则构建中从严把握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必经程序。     

谈和谐社会下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善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民法院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司法救助”观念认识上的问题;缺乏司法救助体系的完整构建;司法救助的对象不广泛;司法救助工作的片面性;司法救助的标准不具体、不规范。     

“三融合五工程”山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

高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主体,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平台搭建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关键主导作用。粤北山区S学院在双创教育实践中,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角度,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任务责任,实施创新与创业、创新创业与专业教育、学校资源与社会资源“三融合”,构建山区高校双创教育新体系;以实施“五工程”为抓手,建立全链条双创教育新模式;凸显山区特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新发展,对于推进山区双创教育模式改革与实践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立法的司法审查问题初探

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上提出“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 ,进而探讨“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冲突的解决”、“司法审查的主体、客体的界定”以及“司法审查的方式”等问题 ,以期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立法监督机制 ,从而保证立法的合宪性 ,控制好法制的源头 ,加快立法的步伐 ,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的需求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了整整十四年,人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东北沦陷时期;而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文学,就被称作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了。对于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早在建国前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沦陷十四年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年：变革与思考——兼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国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行政、司法以及社会性力量联合起来，对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进行全系统建设的特殊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颁布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远比过去复杂，仍面临诸多问题，宏观上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行政化与“碎片化”倾向，微观上包括规范供给不足以及与其他社会制度衔接不畅。鉴于此，未来我们要在法治思维下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立法开始，谋求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领域的一体化建构，充分供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和谐统一。     

论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实质化人工干预

人工智能作为一股新兴的科技力量被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刑事司法的各个领域,在带来诸多司法增益的同时,也普遍暴露出司法辅助智能系统“先天不足”、“形式主义”和“无从适用”的弊端。在此背景下,需要人工干预机制从形式化向实质化、体系化方向转变：实体上,辅助智能系统是司法认识活动的客体,其决策则分属刑事证据中的线索、瑕疵证据与司法认知;程序上,实质化人工干预需遵循主体控制、有限介入、主体问责和告知披露等原则。     

论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国际化改革——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目标视角

在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背景下，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以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根本目标，以国际化为基本方向。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树立支持仲裁的理念，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放宽仲裁协议效力及其法律适用限制，强化司法支持弱化司法监督；应当彰显契约化民间化理念，突出涉外仲裁的契约性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立法改革应当遵循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既保障公正又提高效率；应当坚持自治与干预结合原则，赋予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权，仅在维护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方面进行司法干预。     

比较法的规范性适用

规范性是法律实践功能的关键。在比较法学科实践转向的过程中，比较法规范性司法适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正基于此，比较法在各国司法中的应用引发了规范性理由和基础的讨论。比较法功能主义、共同法进路和新法律多元主义为比较法规范性适用提供了理论解释。在各国的多样实践中，法理学、特别是实证法理论也为比较法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根据，其中沃尔德伦的“实证的共识主义”和夏皮罗的“规划理论”即为代表。比较法的规范性司法适用体现了法律功能的共性，展现了多元法律文明实践性融通的维度，应该获得认真的对待。     

异化与冲突：司法权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行反思

在“国家亲权”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影响下，针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特别刑事程序和构建少年司法制度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共识。同样，我国也在立法和制度层面架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面临异化风险，少年司法领域要求司法权积极、主动地介入与司法权本身属性有所悖离；在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呈现多元化趋势的背景下，单一化的刑事政策易带来对制度效果的冲击，且在被害人保障层面易陷入失衡的困境。因而，应当调整和修正目前片面强调保护主义的简单思路，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注入精细化因素，并重申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特别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以积极回应当下少年司法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符合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构建这一制度时,一定要明确在我国适用的条件、对象、模式和程序这几个关键因素。     

比远华案更严重的信号

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涉案金额数百亿元，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揭露出来的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它的严重性当然不仅表现在涉案金钱数目之巨，更表现在一个副省级城市、一个经济特区、台海两岸对峙前线的一个军事重镇、沿海岸线的一个主要海关关卡的政治“沦陷”——用一位高官的话讲叫“大面积塌方”。     

“农超对接”流通模式的影响因素及策略探析

“农超对接”是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倡导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其本质是将现代物流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共赢.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农超对接”链条中的各方仍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为了三方共赢需要政府从资金与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超市也需大胆革新,阔步前进.     

粤语保卫战

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召开会议，政协常委会专题报告提交书面建议：“把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日频道，或在其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时段中用普通话播出。”这一建议引发了“保卫粤语”的持续升温。一时间，“粤语沦陷”、“保卫粤语”、“广州人面临集体失忆”的字眼频现媒体，粤语的存亡触发了当地人的敏感神经。     

中国商事判决跨境执行司法合作体系新探

在中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CICC）和中国法院日益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国商事判决在境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行力的问题亟待解决。当下,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尚未形成框架且难于达成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互惠安排,无力支撑商事判决的境外执行,国际司法协助公约亦无法助力中国商事判决的跨境执行。在此背景下,探索有效跨境执行司法合作体系是充分发挥CICC功能、提升中国商事判决境外司法影响力的关键。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提出的借由国际商事法院常设论坛得以推广的备忘录司法合作新模式正逢其时。备忘录合作模式除了具有对参与各国商事案件金钱判决执行条件予以释明的功能以外,对中国来说还具备在短期内为商事判决的跨境执行司法合作提供新的路径、为商签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奠定基础、补足“推定互惠”判定因素的独特价值。备忘录模式的推广和使用,有助于优化跨境执行司法合作机制,最终构建以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框架为骨干、广泛的推定互惠安排和现有国际公约为补充、备忘录为辅助的一体化的有效跨境执行司法合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