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近古诗学的历史,既表现为"变"与"复"的消长,又呈现"变"与"弊"的交替。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发。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点。宋人在拟古中求新变,至宋末诗弊已极。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明人"复"与"变"各走极端,形成"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同样都不成功。清人惩明人之失,抛弃极端思维,以为变与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且强调"神而明之",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近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不管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还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都体现了"变"与"复"的思维与精神。这对当下诗歌之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信心论与信古论在晚明融合的学理依据及其历程

信古与信心 ,明代诗学中这两种区划井然的理念分别由前后七子和公安派所代表。信古的核心是尊重文体规范 ,信心的要害是尊重自我的“性灵”。二者的融合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信心论与信古论的融合在屠隆、李维桢、邹迪光、袁中道等人的折中态度中已露端倪 ,竟陵派的理论建构则进一步使之趋于完善     

明代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从“因情立格”到“发抒性灵”的流动性结构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不仅有拟古主义的失误,而且也有自赎性的反思.他们在逐渐地“自赎”中,孕育出尊重艺术个性、富有思辨智慧的文艺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审美情感论. “情者,心之精”.正是在情感论这个审美核心的问题上,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不断地显示出变异性.他们不仅主张“因情立格”,进而强调“发抒性灵”,逐步摆脱拟古主义的桎梏蔚为性情的喷薄;而且以他们在文坛上近百年之久的“接力赛”,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感论.对此,他们中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流动情思”,或者说是     

中日视域下的荻生徂徕“管仲论”探析

在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视域内,他的“管仲论”并不是简单地评价管仲,而是在批判中国宋儒朱熹和日本江户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管仲论”基础上形成的新论。在他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器小”“仁人”等评价实是富含深意,前者是孔子对管仲报以“惋惜之情”,认为管仲只施政于齐国而未能施政于天下,后者则从事功层面肯定“管仲是仁人”,由此凸显出徂徕重视“政治事功”而轻视“道德说教”的“古文辞学”特征。     

“前后七子”新论

在一般人观念中,明代“前后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士祯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复古似乎是中国文学史上色彩黯淡的一页,评论家们每每提及,也多流露出鄙薄的神情,以为充其量是一陈腐的形式化运动而已,无甚可观处。然而,这种倾向性的评断与实际情况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下面,拟就自己的研究体会,谈谈对“前后七子”的看法。     

应如何理解“变”——与张启华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张启华同志的《“物质精神互交论”质疑》的文章,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是持否定观点的。其否定的理由的得出与他分析这一命题中“变”这一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文中一些观点和有的论证方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如何理解“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 我们认为,这里“变”的概念就是“转化”的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但是它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楚汉“复封建”述论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以御海内”,完成了结束列国纷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历史使命。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应以何种政体进行统治?当时朝臣中有“行封建”和“行郡县”的两种主张,廷尉李斯力主不可复行封建之制,深得始皇赏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由此废止了由来已久的封邦建国之制,建立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体。一时之间,似乎秦的统治固若金汤,将传之万世了。 不料,陈胜、吴广登高一呼,天下响应,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使土崩瓦解了。在反秦大起义及其后的楚汉之争中,六国之后和军事实力派纷纷称王;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封建”思潮。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义拟从两个方面,对楚汉“复封建”的问题,进行探讨。     

论“末五子”对“前后七子”格调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诗学意义上的“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和声调。首开以“格调”论诗风气的是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前后七子”及其羽翼人物（以下简称“七子派”①）对此加以承袭并发扬光大,他们遂被称为“格调派”。七子派对格调理论的热衷,一方面是由于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另...     

论《河洛精蕴》的“数理”变占说

江永《河洛精蕴》一书以“河图之数理”构建了新的变占理论体系,详细解答了《周易·系辞传》中“归奇于扐”与“再扐而后挂”的揲蓍变占方法,突破了以往变占难以例定的缺陷,使河图成为揲蓍变占所依据的“大衍之数”以及“阴阳老少之数”的本原,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此外,他将《周易》占筮体系中作为“象”之规定性的“数”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认为《易》占不仅兼用“七八之数”,更以“阳进阴退”之理所表现的阴阳往来推移为本质,这就呈现独特的“象”“数”“理”相融合的易学理论特征,发展了清代乃至整个易学史上的变占说。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般都有这样的抱负。天和人的关系、古和今的关系,是历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反复联讨的重大问题;抓住这两个问题,我以为,就可能抓住传统思想的特点。所谓特点,应该包括优点和缺点。我的看法是:从天人关系说,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在于讲天人交互作用的辩证法,而它的缺点则是长期受天命论的影响;从古今关系说,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在于通达历史之变,而它的缺点则在于复古主义和经学独断论倾向。     

一个小问题 纪念大诗人——再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吴乔在他的《围炉诗话》中说过如下的一段话:“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词如何?而后有得于古人。”这话有一部分道理。杜甫读诗,看来就非常细心,所以他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又对严武说:“把酒宜滌酌,题诗好细论。”(《敞廬遣兴奉寄严公》)都着眼在一个细字。不过,吴乔把读诗和作诗区别开来,仿佛作诗就不须心细,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杜甫作诗也十分细心,这就是他经常提到的“苦用心”。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读诗必须心细,那么读杜甫的诗就更要心细     

浅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就宣称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的“历史终结论”自提出起就受到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不断的挑战,而福山也在这些批判和挑战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二十余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逐步退去华丽的哲学外衣,而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构建。在历史哲学上的让步、在政治科学上的改变与坚持以及对现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共同构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变”与“不变”。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赵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     

一声两歌一手二牍——论《红楼梦》的“隐复”之笔及其两面运思方式

一声两歌一手二牍——论《红楼梦》的“隐复”之笔及其两面运思方式李庆信《红楼梦》叙事本文中，不时出现一些显中寓隐、弦外有音的“隐复”之笔，这些“隐复”之笔既有暗示故事或人物未来信息的作用，显义层面又是故事情节或人物话语的有机成分，不露人为暗示痕迹，充分...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但     

孔融论

<正> (一) 曹丕把孔融列为“七子”之一,看上去是很古怪的,因为其余六人都可算是曹氐集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孔融则是一个反对派。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在《典论》里有说孔融的,因此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早的是明朝人杨德周,他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杀掉孔融,跟后代某些帝王大兴文字狱随便杀戮文人不尽相同。对     

《辨骚》和“变乎骚”——兼谈刘勰文艺思想的矛盾

《文心雕龙》研究中,对《辨骚》篇和“变乎骚”原则歧议较多。见仁见智固是重要原因,但刘勰本人思想上存在矛盾似乎更是主导方面。这矛盾表现在他对《离骚》四事合经、四事异典的分析和“词赋英杰”、“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总评价中。《辨骚》是“变乎骚”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弄清上述矛盾的思想原因,“变乎骚”的含义和用意就不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