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风雅之致的审美追寻--评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

中国文人一直有种深深的复古情结,在文学领域内尤其如此。所以,自古至今,人们总是不断地推崇所谓“风人之致”、“雅人深致”等等。他们没有、也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似乎只要有“风人之致”就一定是好诗,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诗。出于同样的心理,人们对古风犹存的“汉魏古诗”、“汉魏风骨”也心仪不已。其实,“风人之致”和“雅人深致”虽然同受推崇,但从审美的角度说,则是明显不同的两种美学趣味。而偏重于感悟和欣赏的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并不关心这一审美趣味的理论渊源,或者说,古代文论家们即使不得不对某些问题探本求源时,也往往流于概念…     

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钱钟书论“复古”与“仿古”

在对待“古”的问题上,钱钟书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为复古辩护,认为源于进化史观的“后来居上”理念在价值论上行不通,“复古”并非“逆流”,而且复古之“古”本质上具超时空性,一定意义上复古与革新对立统一;二是反对仿古、袭古,认为文学创作应注重生活,致力创新.前者强调的是延续,后者重视的是创造,从正反两个不同方面凸显钱钟书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和冷静态度.     

光宣诗论的复古与创新

晚清光宣诗坛,流派纷呈,理论丰富,光宣诗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其诗学观异曲同工。湖湘诗人王闿运对封建制度抱有执念,其诗学观专事复古。中晚唐派诗人、同光体诗人、吴下西昆派诗人大都能中西调试,诗学主张亦取诸家之长。诗界革命派诗人勇于破旧立新,其诗学充满"战斗"精神。解读光宣诗人"内圣""外王"诗学观,对我们认识古典诗歌在晚清时期如何突破传统、接受西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复古与现代性之间的纠结——蒋庆“政治儒学”思想评说

对于蒋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理解他,认为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以鼓吹传统性来对抗现代化及与现代化相关的现代性。蒋庆的某些动作也似乎在加强人们的这一看法。其实,在现代与复古之间,蒋庆并不只站在哪一方,更多的是在二者之间纠结与矛盾,蒋庆未必完全反现代性,因为他意识到现代化不可阻遏,但又试图通过阐扬传统性的复古方式来改变现代性。因此,从蒋庆的复古态度、对现代性的思考以及是否承认和接受现代化这一角度来思考蒋庆,似乎可以展示蒋庆的致思理路及其困局。     

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路:在“复古”与“革新”之间

钱玄同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中,办过白话报,信奉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留学日本后又受章太炎复古思想的影响,反对王照、劳乃宣等提倡的切音字运动,创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普及国学。受章太炎研究方言时"古今一体,言文一致"思想的影响,开始重视白话文,并由此参加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进而成为文学革命的主将。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论李白《古风》艺术的“复古”与“创革”

本文围绕《古风五十九首》这一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重要作品,探讨从魏晋时期的拟代传统到盛唐时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形成的必然性。从《古风五十九首》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阐述李白《古风》之“复古”追求与“创革”精神的重要联系,说明了《古风》在倾“世道大乱”之诉求和求“深沉含蓄、浅酌低吟之美”之间的艺术关系,指出了《古风五十九首》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兼论“崇古逻辑”中的经济决定论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冲突中,中国屡败,国势日衰。在反思败因时,部分人士把责任归咎于传统文化,从而引发了反古思潮。反古思潮的逻辑非常简单: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和三者的因果关系为假设前提,以国势衰微为事实前提,由此展开推理,认为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但是,"反古逻辑"的两个假设前提都是不真的,因而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另外,虽然"崇古逻辑"与"反古逻辑"看似相反,但实质完全一样。     

古今之争：从“托古改制”到“取今复古”——重新从康有为出发

古今之争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于今,在盲目的复古和浮泛的西化风潮中,我们仍需要重新来对待这一问题。本文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文化综合论出发,来考量近代以来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在这种考量的具体过程中,康有为构筑了我们的起点,也成为我们的参照。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鲜于枢书法中“复古”书学思想的几点表现

鲜于枢是元代"复古"书学思想的主要提倡者,这一点无论从其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更是显露无遗。     

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

研究者大多认为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信古”进而“复古”起来。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严复终生主张“全盘西化”①。两种观点中,前者没有解答“复古”的原因,后者则略显牵强。笔者在研读严复论著时发现: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表现为:一方面,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救国方略;另一方面,以自由…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凭借语际与跨界两个维度的优势迅速向外扩张,最终比较视域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标志。曹洪洋认为,"跨学科"是比较文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其对比较文学的身份认同必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姜哲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下,"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以"比较文学"为前提,即"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出场,必须是将其自身呈现于历史的、审美的和科际的关系系统中的出场。郭西安认为,比较视域概念是理解比较文学后设学科特性与研究定位的枢机;从视域到比较视域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传统人文研究向后人文研究过渡的理念特征。梁丹丹认为,中西方文学的互动对话是一种含有比较文学互文性质的典范文本,这一文本是研究主体在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汇通与融合中生成与创造出的新的诠释意义的文本,即比较文学所倡导的"第三种诗学"。     

历史的诗学与诗意的叙事——评《洛神》

长篇历史小说是历史与诗学的结合,《洛神》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又艺术地把握、铺演历史。小说塑造人物艺术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探究人性的幽微;小说诗意的叙事主要表现在诗文互涉、诗意叙事与心理抒情三方面。     

晋与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和“归化”考辨

晋、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归化”很频繁,但规模并不大。古韩国人之所以如此做,是迫于外部战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压力而勉强为之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同时,加强了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国封建王朝对古韩国人“朝贡”、“归化”的过分渲染,只是为了安抚、监督、宣威于边境附近地区的两国人民。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提要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主要由别集提要加以体现,将前人成论植入提要、以"议论具有根柢"的姿态示人,为其主要批评手段。故其明代复古文学批评的考察,须从文献与批评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明代"前、后七子"别集提要引用文献的考证与判读,引用过程中的错误与问题随之曝露,清代官方学术对明代复古文学的批评立场也因之明晰。这些工作,也为总目学和明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扫清了障碍。     

“诗画一律”与中国古代图文关系的重构

由图传经史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图文关系形成了以文为主,以图为辅的基本结构。诗画一律的提出虽未溢出这一框架,但是它更注重绘画主体的情感表达和诗画共同的审美追求,从而建立以艺术为本位的图文关系。自宋代以后,对诗意的追求,即诗意空间的营造,成为文人画与诗歌的隐秘联系。然而,重视图像的言说功能也可能带来对绘画作品的过度阐释,以诗意为绘画的唯一审美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绘画本体的缺位。     

诗意的颠覆与重构——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策略

乌托邦小说与诗意是密不可分的,反乌托邦小说恰好采用了非诗意化的叙事策略以达到反乌托邦的目的。非诗意化叙事手段,包括内容的日常生活化和异化、叙事的客观冷漠化以及对情与爱的异化等。从哲学层面看,非诗意化是对人赖以存在的时空进行解构,从而展示出未来非人化世界的恐怖和绝望。但反乌托邦小说的非诗意化背后,同样存在着作者强烈的诗意冲动,它在颠覆诗意的同时又重构诗意的理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