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见群体的现实逻辑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基于传播性媒体的视域

新意见群体作为新兴的网络信息传播者，是伴随着Web 2.0技术的兴起、从普通网民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意见生产者。新意见群体的产生有其内在的现实逻辑，在传播性媒体时代，新意见群体逐渐取代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而变得愈加重要，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性媒体中的传播效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遮蔽权威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等负面影响，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正面作用，能够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如何引导新意见群体配合官方主流媒体，扩大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难点，为此，应加强对新意见群体的规范与引领，做好对新意见群体的统战服务工作，优化对传播性媒体的监管，积极宣传主流价值观，引导新意见群体走出拟态环境，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传播。     

解构与重构：圈层化视域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提升研究

在情感需求、算法技术和资本逻辑的叠加驱动下,网络场域的圈层化已成为当前网络的基本样态。圈层化背景下,圈层交互区隔化、圈层内容同质化、圈层信息泛娱乐化等问题影响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话语主体的引导力被削弱、话语客体的凝聚力被离散、话语内容的说服力被消解的风险。应着眼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趣”“效”“序”“质”,嵌入“有意思”的表达方式,拓宽主流价值“领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提升网民媒介素养,进而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赋能。     

发挥微信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

微信的迅猛发展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它提供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渠道,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深入度,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即时互动性。但微信自身具有的传播特点也威胁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进程,它的自由传播威胁了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价值操纵模糊了主流意识形态形象,信息杂糅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基础。我们必须积极抢占微信阵地,弘扬社会正能量;加强微信平台管控,推进微信法制化建设进程。     

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根本体现,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意识形态合法性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良好运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新媒体环境下,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生态逐渐形成,使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挑战,出现了认同感下降、优势地位减弱、安全认知错位、传播技术更新乏力、传播模式僵化保守、话语体系刻板乏味等问题。借鉴互联网思维中重视个体价值、秉持创新精神、坚持开放性等理念,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本安全转向,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能力,重塑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将有助于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实现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     

基于新媒体视阈下的意识形态建设规律探索

以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为代表的中国新媒体发展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及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意识形态主体的自主性、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影响了意识形态发展的格局、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下,党应进一步探索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创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格局,强化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多渠道提升公众新媒介素养,注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新媒体安全,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移动传播时代新闻话语创新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新闻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的新闻话语传播是这个社会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新闻话语通过建构社会成员的政治知识图式、内置框架引导大众舆论、沉淀为世代延续的受众心理结构三个步骤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在移动传播时代,传统新闻话语叙事出现了"不适应性",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效和作用随之削弱,创新话语表达的内容、视角和风格,方可有效提高舆论引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完成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任与使命。     

“五W”传播模式下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研究

农村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以罗德·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作为研究范式,对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缘由、路径加以检视.当前,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传播主体缺乏专业的理论修养、传播对象缺乏基本的文化品质、传播渠道缺乏有效的输送媒介、传播内容缺乏本质的思想内核、传播效果缺乏大众的思想认同等现实困境.这无疑与基层党组织重经济发展轻思想教育、农民热衷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主流意识的高雅与化解现实矛盾的脱节、基层干部思想堕落作风腐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务之急,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组建高水平的专业理论宣传队伍;发展农村经济与提高农民修养并举;关切农民的内在理论诉求,区分不同对象分类施教;构建农民大众化的话语体系;丰富主流意识形态渠道媒介.     

互联网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面对网络社会发展新态势,由于未能充分顾及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载体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复杂化、传播过程互动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传播受众在信息传导中地位的空前提升,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却效力,进而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对空前变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亟需通过加强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提升其认识水平、以严格监管来规范传播载体建设、建立多元立体审查机制对传播内容严加甄别以及增强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与净化网络空间等手段,切实提升传播实效,进而完善互联网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增强传播效力,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论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新媒体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根本是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减少多元文化中错误思潮的不利影响。在新媒体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着眼于新媒体管理的立法、意识形态安全各项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以及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群众思想进行有效引导。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内忧外患及其策略探析

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与意识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新样态,其安全建设关乎国家安全,关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因而是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着外患内忧,本文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包括强化自身建设,捍卫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创新传播手段,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加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坚守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新疆域;讲好中国故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的传播——以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为例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近年来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而传媒正是它在全球迅速传播、扩张的主要媒介。本文分析了近20年来传媒中新自由主义传播的表现,构建了意识形态在国际内传播的基本模型,并初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建设的影响。     

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多层次格局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实施分类多层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格局,强化中国共产党、稳固中国共青团、推进工农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培育传播中国声音的意识形态队伍,是保障主流意识形态不动摇的有力抓手。     

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危机及消解策略

微空间的主体多样性、信息碎片化、文化多元性为各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对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挑战、权威性产生冲击、理论性带来消解,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出现边缘化危机.要克服微空间中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渗透、主流意识形态“失语”、传播信息整合能力弱化的影响,必须增强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向心力和辐射凝聚力意识,通过更新话语体系提升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效力,强化人文关怀改进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重视培养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队伍的媒介素养与隐性传播方式的运用,建立和完善微空间信息评估反馈监管机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微空间信息的整合力度,以消解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危机.     

网络空间“两山论”的逻辑理路及其实践路向——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论述

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迈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各类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在技术的支撑下集聚扩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隐患重重。其中错误意识形态取向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立场漂浮的网络主体,不仅带来了网络生态“穷山恶水”“土山贫水”的别样景观,而且严重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冲击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危及网络经济发展空间。因此,嫁接网络空间“两山论”思维,以“谋安全、促发展”为总体要求,建构法律规范、道德培育、方式创新“三位一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路径,能够有效打击错误意识形态的恶意传播,着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打造网络空间的“绿水青山”,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精神价值有效转化成网信事业发展的经济价值,铸就“金山银山”,为实现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提供理论创新、方向指引和实践抓手。     

论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与构建

加强全媒体建设是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全媒体的即时传播和指数传播，能够满足大众接受信息的周期性需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范围，但其独白式、片段化、多元化叙事也侵蚀着话语的安全性、整体性与权威性。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有其自身特质和内在逻辑，话语内容的准备与扩散生成解释传播力，话语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生成权威公信力，话语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表达生成批判引领力。实践中应不断凝聚话语主体作用力，扩大话语内容传播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效果评估力。     

工具与政治之间：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化转向研究

意识形态的表达、展现及传播与网络传媒技术紧密关联,在深刻透析网络传媒技术本身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学术难点基础之上,结合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判断出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本身,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消解乃至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而且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从而,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转向.这意味着“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和“生活化”的符号消费.     

新媒体境遇下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新媒体对于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也使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诸多的挑战。高校可以从拓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渠道、提升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的媒介素养、建立健全新媒体的工作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大众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有效路径探析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政治表达、社会整合、情感培育等意识形态功能。大众文化冲淡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仰、冲击着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威胁着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削弱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大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借鉴和吸收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使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构建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平台、以人为本,营造和谐健康的校园文化环境是大众文化时代进行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路径。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

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提升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再生产和权力社会化的重要前提。算法推荐不仅带来了“国家—媒介—个人”信息权力关系的变迁与重组，而且重塑了社会信息能见度分配的底层逻辑。在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在可见空间、议题设置、话语叙事和价值引领等方面面临着多重遮蔽。要在解蔽中实现视觉突围，既要做到技术“收编”和议题“破圈”,以高效的算法赋能和共情的议题设置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覆盖面和视觉冲击力，又要做到流量“扩容”和算法“向善”,以鲜活的话语议题和高势位的价值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吸引力和视觉引领力。     

新时代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样态与实践要略

新时代,人工智能跨界赋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态势。基于理论、现实与实践三维逻辑,缕析人工智能驱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选择。守正理论基础,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淀与时代的科学应答,揭示人工智能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契合的考镜源流;审视现实样态,从主流意识形态偏离、资本合谋技术宰制、数据重构遮蔽价值和思想凝聚结构性失衡四个方面探究风险隐忧;创新实践要略,从坚定价值引领、强化智能融渗,创新跨界赋能、提升智能融合,优化数据推荐、增强智能传播,构建制度体系、完善智能保障四个方面,立破并举、靶向施策,推进人工智能驱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