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留日学生与湖南近代教育发展

湘籍留日学生作为湖南近代史上一个特殊政学群体,为发展湖南的近代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建设近代的新式学堂到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从开辟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道路到促进湖南的社会启蒙等,湘籍留日学生都是中坚或重要力量,建构了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雏形,为全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     

留日学生的“代际”与“五四”文学中个性思想的分野

研究界普遍认为,《新青年》群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与创造社的浪漫文学倾向,来自于俄国人道主义文学和西方个性主义文学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分野,主要受到了这两大群体留学日本时期所接受的日本"代际"文化的不同影响。具有"明治青年"色彩的《新青年》一代的个性观,理性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其创作偏于国民性批判和客观化描写;而具有"大正青年"色彩的创造社一代的个性观,感性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主观性、情感性格外突出,因而其创作偏向了浪漫文学一路。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思想

晚清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形成了较系统的留学教育思想：提倡留学,力主留日,注重实用,加强管理,以培养合格的洋务人才。他以“中体西用”为主旨,去努力实践其留学教育思想,推动了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     

论面向“转变”的教育与面向教育的“转变”

为"转变"而服务的"面向‘转变’的教育"理念说明,教育依然是不得不提的无奈,难逃其"亦步亦趋俯首帖耳"的命运。而"先为教育"的"面向教育的‘转变’"理念,则是源本意义上的教育价值的回归,具有较强的理论开拓意味,彰显了教育"天上地下唯我独先"的风采。只有摒弃为"转变"而不得不发展教育的"面向‘转变’的教育"路向,转向以首先和主动为人的成长和发展服务的"面向教育的‘转变’",才能实现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双赢。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赶超型”日本教育机制的渐变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掀起了“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中央教育审议会首先明确提出了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主张，并进行了“四六答审”，但由于受到“日教组”为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反对没有取得成果。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本针对现行“赶超型”教育机制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１９８７年，日本内阁通过了《推进教育改革大纲》，正式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帷幕。日本教育机制正在发生渐变，“赶超型”终将被新的教育机制所代替．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命学"(命理、命相之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这种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形态的日趋西化,不论在知识分类层面,还是在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层面,传统"命学"都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西式学科的不同分支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则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     

“微时代”中国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应对之策

微博推动的"微时代"已经来临,大学生业已成为重要参与者。当前,大学生在使用微博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某些负面不良影响。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入世”与中国教育法治的思考

教育法治是现代化教育的主要特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教育法治面临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教育立法尚需要完善和融入世界教育法系统,执法守法制约机制有待强化。为加快我国教育法治的进程,应根据世贸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规范教育行为,建设法律文化,以维护我国的教育秩序,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     

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平等权的演进

妇女教育权是妇女各项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妇女为获得教育平等权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这项斗争起于 1 9世纪末 ,至 2 0世纪初期 ,妇女教育在中国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华民国的创建 ,使初具规模的妇女教育得到迅速扩大 ,但是妇女仍然没有获得教育的平等权利。“五四”时期 ,妇女争取教育平等权运动才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并最终在 2 0年代中期基本达到与男子平等的目标     

从“良妻贤母”到“贤妻良母”——近代日中女子教育的初步比较

中国的“贤妻良母”在日本被称之为“良妻贤母”。中日两国同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不在少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但起源于日本,而且与日本的“良妻贤母”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有截然相反的命运和结局。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从“资本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资本制”“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诸说。“资本制”说与托派观点雷同,未能久立;“殖民地化”说是通用说法;“半殖民地”说是次通用提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组合顺序不同代表着人们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位、影响之大小强弱的不同认识。共产国际内部意见不一,造成中共意见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异说纷呈。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渐渐趋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说。然而,仍有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说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反帝反封建”主张前提下和而不同的学术气度。     

对新中国“前十七年”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考察

1949至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十七年间,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在一系列新的政策的驱动与指引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十七年农村教育政策运行呈现着革命式、运动式等特征。十七年农村教育的发展,既留下了宝贵的政策经验,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政策问题。     

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的时代内涵与中国教育革命

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以当代各国加快发展科技为背景、以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和教育的基础地位为依据,把中国引上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轨道。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要了解、把握和顺应世界教育的主流,进行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教育要面向未来要求我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适应未来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者。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坚持“三个代表”与“三讲”教育的有机结合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有了更加科学的思想内涵和明确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和扩大“三讲”教育的成果,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二元化”困境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将中国教育发展的问题归结为教育市场化改革是当前较为普遍的看法,但这显然忽视了中国教育发展中的行政化制约和财力约束。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在于行政化制约对市场作用的扭曲。正是教育体制运转的行政化,导致了市场化改革的软约束和无效率,而市场化改革的失效又进一步导致行政管制的强化,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教育体系的行政制约。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循环衍生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独有的“二元化”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以克服教育行政化倾向为起点,通过成本分担机制、分配享用机制、组织管理机制、投向使用机制四个领域的综合改革,完善中国教育的内外部治理结构。     

呼唤“中国新教育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我国出现一股以"新"作为标识和价值取向的教育改革浪潮,这是新时代发展要求在教育上的反映,也是世界力量中心转移、中国崛起在教育上的体现。为了应对这样的时代要求和挑战,我们有必要发起一场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为数众多的新教育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加强对话交流和学习借鉴,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出现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呼唤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出现就是要致力于追求教育意义上的"中国世纪"的形成。     

“三讲”教育与经济发展——项城市以“三讲”教育促经济发展的思考

"三讲"教育本身是近段以来我党党建活动的重要内容,但"三讲"教育活动本身对经济建设有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呢？项城市的"三讲"教育活动的开展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致富思源,富而思进",项城市在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中,把"三讲"教育与"找准问题,理清思路,开拓创新"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源、思进上下工夫,思出了不足,思出了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思出了动力,思出了经济发展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