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类案的相似性判断标准——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类案监督机制为背景

类案同判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基础，也是社会追求的司法目标。实现类案同判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探索建构类案监督制度就是以此为基础。然而，与检察系统积极探索建构类案监督制度的热情相比，类案监督制度的实施情况却不理想，原因就在于没有相应的适用方法来指导类案监督制度的运行。当前，建构类案监督制度运作机制，应将重心放在确定类案的相似性判断标准上。类案的相似性判断必须解决类案是什么、如何判定类案、需相似到何种程度三个问题。类案判定的核心在于待比较案件之间相关性特征的可接受性。     

论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的内涵、性质及路径

反担保解除财产保全是指为了确保因错误解除财产保全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能够及时得到赔偿，被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担保，法院裁定解除财产保全的诉讼行为。反担保是具有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法律行为，若满足“不少于保全额有效担保”的条件或申请人同意时，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但财产保全的对象是争议标的财产的，必须经申请人同意。解除保全应遵循保全措施对当事人影响较小为原则，“等值担保财产且有利于执行”是变更保全财产的条件，不应当作为解除保全程序上的障碍。厘清法条适用情形，方可统一裁判尺度，限缩司法自由裁量空间，从而真正做到类案同判，切实维护法制统一、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及其运用优化

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裁判方法,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能为类案提供某种客观的标准,实现“同案同判”。目前,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平衡具体利益、逻辑步骤与操作方法等方面有着详细的阐述,可为司法活动提供审判的模板。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具有合理解释法律、解决法律冲突、弥补法律漏洞等功能。但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时存在宏观思维定位缺失、利益标准不清晰等要素缺陷、说理不充分和异议表达制度有瑕疵的说理缺陷等。为此,未来发布的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应在明确利益衡量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利益衡量要素、加强判决文书中利益衡量的说理等,为规范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作出创新。     

偶在的正义——系统选择视角下的“同案同判”

案例指导制度试图以司法决策的同一性控制来实现形式平等的普遍正义，也许能够在个案意义上消解“同案不同判”的偶在悖论。但这种方法论进路取向于由某个“大主体”的“我思”所预设的那个大写的“一”,追求的是形而上意义的“同一性”,实际上并不利于系统对环境复杂性保持认知开放。在法律自我反思视角下，所谓“同案同判”,或者说作为经验载体的“遵循先例”,主要是为了保证具有相关性和开放可能性的“类案/先例群”能够作为法律沟通的生产“要素”,在“求同/辨异”的系统功能迫令下被有效推送到“找寻衔接”的过程中，从而以其差异化的选择可能性为当下提供反思性的选择结构。     

论大数据精准量刑对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

当前,实现量刑精准化的效果有限以及"类案不类判"等有违司法理性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准量刑。精准描述司法理性是精准量刑的重点;精准化量刑得益于司法理性的实现。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大数据技术与司法适用充分结合等前提下,精准描述司法理性可分次序进行:量刑规范信息化—具体个案、类案精准描述—具体个案理性自由裁量—民众反馈司法理性。为此,应着力解决刑罚量的数值化表示、通过实证分析表达法官理性与民众生活理性等难点,以实证确定量刑起点、实证确定量刑因素作用力大小、实证辅助宣告刑的确定以及实证反馈司法理性等为实现路径,完善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完成智能精准量刑目标。     

司法判决的证立——兼论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证立

对司法判决进行有效地证立是司法过程的一项中心任务,文章从三个角度对司法判决的证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是三段论和图尔敏模型,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模型是包含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的双层结构模型;其次,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是法律规则,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理由是裁判规则;第三,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简单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是合法性,疑难案件中司法判决的证立标准是合理性,并且以指导性案例为例对上述司法判决证立过程进行了检验和论证。     

行政协议裁判准用《民法典》规范：理据、模式与方法

行政协议裁判准用《民法典》规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依据，在我国司法语境下也存在较为强烈的司法需求。以类案检索分析为基础，可以归纳为单独、并行、民主行辅和行主民辅四种准用模式，随着《民法典》的深入实施，准用模式发展变化趋势亦可前瞻。法律方法的运用与修正不可或缺，就个案裁判规范的法律发现而言，需要运用和修正法律发现一般规则；就《民法典》合同解释方法运用而言，需要对一般解释方法进行优先关系安排与综合运用，并对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予以修正性准用；就准用及其结果的法律论证而言，通过类推适用及其证成操作予以基础性适用，通过叙事、规范和价值层面的融贯性论证予以整体性考量，通过后果性论证方法的运用与修正予以实质性权衡。     

论热点案件在司法公信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司法公信力的“储蓄”与“损耗”为视角

文章从司法公信力的“储蓄”与“损耗”视角出发，探讨近年来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热点案件对于我国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影响。通过以美国为例探讨司法公信状况与热点案件之间的关系，分析和探究完善我国司法公信力状况的路径。文章认为，以“储蓄”的思路重建司法公信力，能够推动整个司法体系和法官群体更加注重个案，尤其是关注热点案件裁判的社会效果，通过实现个案公正推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的可能及边界限度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为数字司法改革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历史性契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类案推送、辅助证据认定、偏离度预警等方面确实能够统一司法裁判的标准与尺度，实现法的普适性价值追求，然而法的普适性只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等技术性缺陷亦引发了对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司法责任制的质疑与冲击。为此，应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理性与司法裁判的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针对当前智能化裁判的技术风险，应从数据、算法、控制三个维度进行治理，最大程度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缺陷，以实现智能化司法裁判迈向可信。     

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贯彻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该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但是诸多司法解释均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政治领域也得到了党的文件的肯定。可以说,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已经逐步确立发展起来。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厘清“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审判中心主义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证明标准等。     

区块链金融司法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以稳定币相关司法文书为视角

区块链金融的飞速发展对国家的司法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稳定币的司法裁判呈现大量类案异判现象,严重影响法秩序统一和风险治理效能。立法供给不足和司法裁判规则的缺失、金融类规范性文件介入司法裁判的限度不清和技术金融融合背景下稳定币的多重复杂性,是稳定币司法治理难的主要原因。我国应采取体系化的思路建构回应模式：在立法和司法政策认可稳定币虚拟财产/财产利益属性的基础上,审慎界定公序良俗,形塑金融法与民商法兼容协同的裁判规则,适时修正全面禁止的监管执法和司法政策,完善金融类规范性文件的有效审查与解释机制,发挥类案类判和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指引作用并统一规范秩序,提升我国稳定币乃至区块链金融、数字金融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试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的裁判标准——以大庆联谊案的审理进程为中心

大庆联谊案是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中首例经历了从立案到执行全部诉讼过程的案件。但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裁判标准方面存在的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和保护投资者权益力度不足等漏洞。以大庆联谊案从受到证监会处罚开始的诉讼进程为个案,以实证的方法对若干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裁判标准的不足作初步探讨,显然对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的立法与司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审判

当前,以智能证据审核、类案推送、量刑辅助和偏离度预警等为典型,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不断深化.在显著提升审判质效、促进裁判标准统一的同时,人工智能对司法审判过程的深度渗透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官的审判主导地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降低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对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伦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在司法智能化建设...     

人工智能司法的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要素式审判”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但人工智能司法在运行中仍面临内生、外来的困境和质疑。人工智能司法开发技术的功能障碍、类案类判技术尚未发挥其应然功能、算法黑箱与法律决策透明性的天然冲突、人工智能不是“人”等窘境是人工智能司法运行中需直面的难题。要素式审判是指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抽取出该类案件的共同事实要素，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略式审理方法。引入要素式审判方法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压力、提升类案类判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高裁判文书说理以及心证公开的程度、增加“人情味”，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运行的效能。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网络不当干扰行为的认定标准：学理与裁判的双重视角

“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与主观恶意标准是网络不当干扰行为认定的两种思路。从学理与裁判双重角度视之，“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在适用中遭遇了法律依据乏力、要件间逻辑关系颠倒、要素外延不当限缩、竞争政策精神背离等困境。司法实践长期未严格将主观恶意标准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必要条件，个案考量亦是基于经营者合法利益的认知，有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法属性及其所保护的法益——公平竞争秩序。因此，在认定中，经营者“明知”应以行为对竞争秩序的损害为主，兼顾行为是否违背商业道德来推断经营者是否具有恶意。     

开庭审理与径行裁判之间——我国民事二审审理方式的理性反思与重构

在立法上，我国民事二审审理方式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径行裁判为例外。这样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也造成了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失范，有法院对径行裁判随意适用甚至滥用，也有法院对径行裁判弃之不用。建议以“双方当事人均提出对原证据重新审查请求或者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作为开庭审理的适用标准，适度扩大径行裁判的适用范围，同时规范径行裁判作为主要审理方式的操作流程。     

专业法官会议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专业法官会议在提高法官办案能力、降低职业风险、统一裁判尺度、总结审判经验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运行机制尚未成熟、形式化倾向严重、行政色彩较浓,加之一些法院领导和办案法官对其必要性认识不足、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尚不完善,我国现行专业法官会议一直没有发挥出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所期待的作用。为了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理念,保障裁判结论的专业性、科学性,可以通过提升专业法官会议的法律地位、准确把握专业法官会议的定位和目标、在专业法官会议中贯彻意见交换和辩论原则、明确专业法官会议个案讨论范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保障会议科学规范等措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论法律原则的司法运用

法律原则的司法可适用性在我国法学理论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我国司法实践对此问题却存在不同认识,损害了司法统一和司法权威.依原则裁判的实质是法院造法,它使法院在个案中兼具司法与立法双重职能,加之原则内容的不确定性客观存在,因此必须对依原则裁判设置科学的界限和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