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与批判

年鉴学派及其创建的“新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他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年鉴学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

20世纪中期 ,西方年鉴学派传入日本 ,引发了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大变革 ,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由此取得了显著成果 ,地域社会论随之正式登场。本文尝试探讨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 ,以期把握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史学与世变——以“新史学”发展历程中“求真”与“致用”关系的变迁为视角

以这一历史时段内二者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从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演变来廓清中国“新史学”发展道路与社会演变进程中互为映照的关系。     

一种坚守和存在——我与“新史学丛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成立六十年,肖风华先生约我写点与该社关系的文章,让我首先想到自己主编的“新史学丛书”。在严肃图书市场惨淡经营的当下,此丛书持续出版四年多,已经出到第三辑,近二十种,并正在组编第四辑书稿,也许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吧。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萧一山是中国近代著名清史专家,也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继承者.青年时期,他发奋著述<清代通史>,形成了"民族革命史观",并以之作为贯穿清代近三百年历史的主线.其内涵主要包括肯定清初郑成功抗清事业,重视天地会作用,评价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的巨大洪流等.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关头,他撰成<清史大纲>,标志着"民族革命史现"达到了升华.主要论述民族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竞其功."并明确地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标志,强调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意义.他的"民族革命史观"在当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苏联“审美学派”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苏联美学和文论的影响非但没有退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借鉴资源。从"审美特征"论、"审美情感"论,再到"审美反映"论,以至于到"审美意识形态"论,我国文论在新时期的每一次显著进步,苏联文论的影响始终存在,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论,更是从苏联当代文论的新成果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而这一期间,苏联美学和文论代表著作集中译介研究,与我国当代文论转型发展构成了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以星湖学派为中心的韩国实学思想与退溪学

韩国实学的先驱者李氵翼和集大成者丁若镛都属于退溪学派的人物。作为经世致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氵翼和丁若镛的哲学思想与退溪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李氵翼肯定了退溪的先知后行,但在学问态度上重视自得。丁若镛的天观和心观都不同于退溪。虽然对天的存在论解释不同,但他们都把天理解为至高无上的存在,相信天的命令存在于人们心性当中。退溪把理当作活物,肯定它的能动性,不得不非常重视戒慎恐惧之居敬。丁若镛彻底研究和体会退溪的心学,提高天和上帝的地位,并赋予其人格性,具有宗教化倾向     

俗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写——以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学史编著的逐步成熟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地位。从世纪初传统文学观念对俗文学的排斥,到20年代雅、俗文学对举,再到30—40年代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之史述研究折射出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辙。     

陈黻宸的史学思想——20世纪中国“新史学”思潮影响下

陈黻宸的史学思想包括历史是一门科学、史学为万科之首;历史随时代不同,人们对其认识也会随之改变,撰写历史必须与时代相联系;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世界,是民众,因此历史是公史而非私史;强调恢复史权,主张史家独权作史,反对监修。     

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复归其纯粹的学术本色,而史学自身与时代的疏离倾向也愈加明显.     

怎样认识专业年鉴的“专”与“全”——《北京教育年鉴》十年编辑出版实践

1996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成立,同年组建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7年,《北京教育年鉴》正式出版,成为北京教育系统唯一公开出版的专业年鉴。这部年鉴创办时即强调“存史”的功能,始终坚持以“存史为重”、“直接服务于《北京志·教育志》编纂工作”的编纂指导思想。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183;布洛赫和劳伦斯&#183;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特征——浅析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上,存在着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两种经典思维方式,与之相伴的争论也层出不穷。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论战当中,萌芽、成长与升华,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前进。通过对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渊源、特点以及“方法论之争”的回顾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特征。     

“观过知仁”说释义——兼论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

“观过知仁”是孔子提出的“观人之法”,历代诠释纷争不断,至南宋朱子与湖湘学派展开激烈辩论,使其纷争达至鼎峰。通过梳理“观过知仁”的历史分歧,分析朱子与湖湘学派争论的实质,厘定“观过知仁”的本义,发挥其修身养性的价值,对于处在浮躁喧哗的现代人的心性修养是极为有益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意义。     

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

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而启动的“史界革命”至今历时一百一十周年.这场革命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却至今未能得到学术界清算.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对《新史学》所信奉的“线性进化论”及其“四弊二病”说作一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例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社会环境因素发生了较大变迁,主要表现为,移民接纳国家的国家主权、移民国情、移民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来源地由西欧、北欧国家变为东欧、南欧国家,外迁移民主体由欧洲"老移民"变为欧洲"新移民".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欧洲移民国家的海外迁移,依然符合推拉移民动因理论的基本逻辑,延续着19世纪的移民外迁传统,所不同的是,战败和国土分裂所导致的海外迁移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以西班牙为例的欧洲新移民国家的海外迁移则表明,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成为西班牙人海外迁移的诱因,但其海外迁移的进程则同样符合移民系统理论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