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与批判

年鉴学派及其创建的“新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他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年鉴学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知识分子的兴衰——评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发展中,法国年鉴学派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9世纪的历史学以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为代表的话,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叙事模式则主要是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典型。     

规范、传承与文化霸权

“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的对话是两个耳背者之间的对话。”这是 2 0世纪 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 (F.Braudel)针对当时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为是、互不沟通的状况而发的感叹。时隔近半个世纪 ,可以说 ,不止法国 ,整个欧美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均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历史学而言 ,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向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寻找理论支持 ,将那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直接引入到历史研究中 ,使历史学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以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牢牢地树立起在世界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 ,社…     

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

民国史家何炳松虽以译介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但与美国"新史学派"却存在相当程度的疏离。何氏对"新史学"的译述以偏概全,不得要领,有负"新史学"代言人之名。更重要的是,其本人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兰克派实证史学,继承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衣钵,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就本质而言,何炳松归属于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与"新史学"貌合神离的何氏在"新史学"的传播者中竟能独占鳌头,既反衬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的强劲势头,又折射出"新史学"进入中国时所遭遇的尴尬与无奈。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从地窑到顶楼——法国心态史学探析

7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是由勒高夫等人为领衔人物的法国“新史学”(亦称年鉴学派第三代)。而纵观这一史学流派,或更确切地说这一史学创新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心态史学的勃兴和成功。确实,作为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史坛中的一门显学,心态史已与历史人类学一起成为当今法国式新史学的最重要的标记。对它如何进行全面的评析,本文试图作一尝试。一、由社会史到心态史:法国史坛的一次集体运动 1968年5月风暴无疑是法国战后社会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在这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冲击下,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大师布劳代尔被迫辞去《年鉴》杂志的主编,开始把权力移交给勒高夫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布洛赫和劳伦斯·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皮姆·登·布尔：《作为一项职业的历史学——1818至1914年的法国历史研究》

众所周知,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年鉴学派史学家们宣称自己是一种新史学的代表,反对原有的以政治事件的叙述为核心的传统史学,认为传统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对此,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文化史教授皮姆·登·布尔表示异议,指出传统史学并非一无是处,     

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历史学家

关于当代法国史学研究动态,最近一年多来陆续发表过不少介绍,这里不准备重复。我只想根据同法国历史学家的接触,补充一些个人的印象与感想。 无论从意织形态或研究方法来看,法国史学界呈现一片五光十色,派别林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年鉴学派(后来发展为新史学派)。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合作,有竞争,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 有一点需要说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是统一的,其中有的是法共,有的不是法共。有的即使是法共,在观点上也不一定完全接受法共中央的路线。他们在学术上也不是统一的,有的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学说,有的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部分学说,有的甚至自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的对年鉴——新史学派采取否定态度,有的则接受年鉴——新史学派的某些观点和方法,甚至同他们合作。     

“大历史”与“整体史”——黄仁宇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问题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一种经验历史哲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的影响。黄仁宇学术思想受其影响主要来自纽约、哈佛与剑桥;其中,哈佛学派给了黄仁宇反面的激励,而剑桥学派则让他受益匪浅;另外,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也与这一时期年鉴新史学的转型有关。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归为两点:一是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融入大历史之中,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     

“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与“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共同之处有以下四点：第一，强调今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历史的投影，试图通过研究过去，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今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从而揭示一个社会的明天，...     

施穆勒纲领与德国历史学派评析

施穆勒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穆勒纲领被视为融合理论与历史的方法论，但它只不过是用社会意识去理解社会存在，而不是用社会存在去理解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两小儿辩日”式的争论。德国历史学派作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鄙视和批判，他们也对马克思进行了诬陷。今天一些人希望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以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完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把经济学变成历史科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德国历史学派。     

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

何炳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内首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

西方史学界在六十年代以后,无论在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方法论,还是在研究实践的技术手段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史学研究的变化蕴涵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变革,其中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和法国的“年鉴学派”,在采用新方法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方面,是两个影响较大的学派。特别是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霍布斯·鲍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且吸收了人类学、计量史学的一些新方法,开创了西方史学界新的一页,同时也是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一朵奇葩。     

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

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而启动的“史界革命”至今历时一百一十周年.这场革命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却至今未能得到学术界清算.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对《新史学》所信奉的“线性进化论”及其“四弊二病”说作一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蒙古原则”、“蒙古精神”和“蒙古人时代”:黑格尔、施蒂纳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所鼓吹的历史观时写到；“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篡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①这里所说的“蒙古人时代”出自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著作中，施蒂纳极力宣扬对精神力量的崇尚，使用了“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等术语，认为任何历史都是“精神”力量…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年鉴派史学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年鉴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受到涂尔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年鉴史学通过借鉴结构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促进了整体史观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加快了年鉴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年鉴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年鉴史学研究方法.在发展与完善年鉴派新史学范型的同时,结构人类学并未改变年鉴史学的学科特性.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