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乃能复，复乃能变”——吴乔对“变古”与“复古”的创新重构

吴乔对“古”赋予全新定义,重构了与众不同的“变复”论。他指出“变”的是“古”之外貌,“复”的是“古”之神理,变复乃相互有机的共存关系,这是吴乔别出心裁的见解。而且,他根据对“古”的崭新见解,切中前后七子“复古”之谬误,从而纠正前后七子摹拟弊病。吴乔“变复”论是重“意”诗学观的贯彻,他的这套创新的“变复”论突破了既往议论范畴,开拓了“古”的全新境界,因此在诗歌史论中具有极高的价值。     

诗“贵情思”——明代主流诗学论诗的音乐性

李东阳是明代主流诗学的早期代表。他在《麓堂诗话》中说 :“诗有三义 ,赋止居一 ,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 ,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 ,则易于穷尽 ,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 ,形容摹写 ,反复讽咏 ,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尽而意无穷 ,则神爽飞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里应该郑重指出 ,“情思”包含了“情感” ,但其含义又非“情感”二字所能取代 ,因为 ,它同时还强调了感觉和音乐效果。“比兴”与“情思”的联系指向对诗人感觉的关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与“情思”的联系则表明情感、情绪与音乐…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论冯梦龙的情感美学观

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是明清时期情感美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①。他的情感美学观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情本论、情教论、情爱论、情理论。下面对此进行专题阐析。一、情生万物、“情本永在”的情本说冯梦龙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坚持以情为本,强调“情本永在”、“情之可久”,对情感属性作了本体性规定。“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②。这里肯定情生万物、情之不灭和情之本真,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把情感视为世界存在的终极本原和一切生命创造的原动力,…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从文图理论看《文心雕龙》的“写气图貌”说

作为舶来品,文图理论需要在现代表意理论上开辟中国资源和路径,其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比较研究便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文心雕龙》的“写气图貌”说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它与文图理论在文学发生论、言象意关系、视知觉审美理念等方面皆有相通之处,具备深入比较的前提。刘勰认为作者苦心孤诣将自然图景转换为文学图景的最终目的,绝非止于如在目前、栩栩如生的形象展现,而是这鲜活形象背后的“文外之重旨”;转化的关键则是依靠“状溢目前”的秀句来组成“情在辞外”的隐篇,从而让读者可以在“辞外”的想象空间中二次创造出那本源于自然中鲜活的万事万物。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文图理论成立的内在逻辑是“物—情—辞”,具体过程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审美效果是“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     

试析庄子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而情则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庄子·盗跖》篇“强反其情性”,其意并非指强力违反其性情的美行,而是顽固反归私欲习性的恶德。     

明代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从“因情立格”到“发抒性灵”的流动性结构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不仅有拟古主义的失误,而且也有自赎性的反思.他们在逐渐地“自赎”中,孕育出尊重艺术个性、富有思辨智慧的文艺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审美情感论. “情者,心之精”.正是在情感论这个审美核心的问题上,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不断地显示出变异性.他们不仅主张“因情立格”,进而强调“发抒性灵”,逐步摆脱拟古主义的桎梏蔚为性情的喷薄;而且以他们在文坛上近百年之久的“接力赛”,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感论.对此,他们中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流动情思”,或者说是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清初文论中“情”的范畴浅析

传统儒学中“情”的内涵是变化发展，而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清初王夫之把“性”与“情”规定为体用关系，提出性情相需，他的文学情感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渔、金圣叹、陈确等批判理学强调道德理想而压抑情与欲，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矛盾。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上)

客观的“物”主观的“情”,和抒情状物的“辞”,是文学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物怎样制约情,情怎样来自物,情与物怎样结合而构成艺术形象,如何用语言文辞来抒情状物,以及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一些有关文艺理论中就接触到了。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论语》中的“文质彬彬”;《乐记》中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论比兴的创造心理和审美效应

比兴从实践上统一了客体对主体的刺激作用和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从心理特征上看,比兴体现出对客体刺激作用作出迅速反应时主体的随动应然效应。比兴的创造心理特征是:在兴而起情的瞬间,具体的情思和具体的物象争逸出运动的游移状态,迅速交会,并互为载体,进而达到具有审美价值的同一,呈现出情感思想形象的表达定式。比兴与“蒙太奇”的结构形式相似,都表现在“构件装配”的关系和思想联想性的关系上。在比兴中,景物画面时空上的无域性,与情感思想感知上的可延性一旦结合,就会产生审美效应的无限值域。     

妙笔彩绘 情深意明——漫议文章的比兴

比兴,原出于对《诗经》表现方法的概括。前人多有论述,虽说法不尽相同,但含义大体是一致的。后汉郑玄在注《周礼》时笺引了郑众的话,对比兴解释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后来梁朝刘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这是说,比是借用事物间类似的特点,去说明、议论事理;兴是依据事物间微妙的关系来寄托作者的情意。刘勰抓住了比兴的特点,     

“人能弘道”与古典诗学体系——以钟嵘《诗品》为中心

中国诗歌以“情”为本原,实际上体现了基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在与“物”相感中追寻鲜活的“道”、以心理本体为归宿这种具有普适真理与理性信仰高度的价值建构方式,因此成为“可以兴”和“所以为教”的最重要文艺体裁。整个诗学围绕这一核心而形成内在完备体系,情道论、心物论、文质论等一体,诗歌审美本体即由此产生的具备深层次“滋味”的意境,这是漫长历史实践中确立的永恒普适标准,诗歌内容和形式则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