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现代性人类困境的审美精神--解读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的悲剧历史观

西方现代性思想转折中所生成的审美现代性思路对戈德曼的悲剧历史观有重要的影响 ,德国古典的悲剧历史哲学和人本主义思潮为戈德曼的历史观提供了理论模型 ;而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个体感性的彰显和个人在历史宏大叙事中的凸现 ,为戈德曼的历史观添加了新的实质。戈德曼通过“打赌”式的辩证法来缝合“个体”与“类”、“应该”与“是”的矛盾 ,是继承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思路 ,反映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那个具有永恒价值之美好希望的憧憬。从根本上说 ,它异质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其实践的意义也是十分薄弱的     

从埃利亚斯的文明论看中国基层改制中的文明进程——从宋到民国

埃利亚斯的文明论偏向于强调“自我约束”，是从社会结构到个人心理结构的一种内化式的互动表达。从礼仪化的文明视角观之，比欧洲更早的中国礼仪进程正是中国文明化的独特路径，其不能以欧洲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化）标准来衡量。以“礼治下乡”为透视点来考察中国自宋到民国以来基层行政制度的沿革过程，能够更具体和清晰地呈现这一路径。随着欧洲现代性的进入，王朝“他者观”与现代“文明论”的双重表达，共同形塑中国嵌入世界文明史的历程，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与科学的视角，并有利于在“内外”交互和审视中思索当下的发展困境。     

“闭锁”的现代性：“三线社会”的结构样态及其悖论——以吉林省某小三线企业社会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起源、进程、形态与特质等方面具有高度本土化特征,其制度内核与单位制度及其典型载体的“三线社会”具有内在同构性。借助国家叙事与个体生命历程,缕析“三线社会”现代性生成基础,可以发现这一特殊主义现代性是对“总体性危机”的社会回应、“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和“革命后社会”的制度创设的系统性建构,进而形成了基于“闭锁”空间下的现代性社会调控体系和“蜂窝状社会”结构体系。由于三线社会现代性独特的制度背景,其体现出的反效率主义的悖论和社会整合的实际困境进一步削弱了内在的现代性活力,从而在单位制消解和市场化改革中渐次消解。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知识抑或信仰：现代性危机探源——兼论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

本文试图以现代性危机为视角,分析现代人及其现代生活的知识基础及其社会后果。本文认为,前现代生活的最主要特征是“神”为人立法,即宗教信仰以及组织化的教会为前现代生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标准;现代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个人的理性自主与权利,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基础,即“知识”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取代了“信仰”的地位与作用。秉持这样的认识。本文分析了古今生活之变背后知识基础的变革。     

亲密有间：个体化时代“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型塑

在个体化崛起的中国社会，“空巢青年”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备受学界和媒体关注。近年来，个体化崛起致使“空巢青年”基于自我视角出发，呈现了一种亲密有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既实现了基于个人诉求满足的生活设计，又维护了个人与家庭和社群的关系互动。但是亲密有间作为“空巢青年”在微观层面的生活策略，不仅展现了社会力量形塑下“空巢青年”对当下生活的自我探索与妥协，同时也暗含着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这既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崛起，同时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个体化崛起的本土特征，为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带来新的可能。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

一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关注人生,重视社会实践,它的主导价值功能在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重道德自觉轻个体权利的法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与现代法制相悖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西方法文化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中国人对法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如何通过礼的引导与法的惩戒来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如何置个体利益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来,法与礼都不应该首先考虑社会生活中“小我”之权利,而应该把“小我”融汇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应以家庭、国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制度。它历史久远,几乎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源头。但保甲制度成为风靡全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并为世人所熟知,莫过于30年代开始的,由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并强行在全国推行的"保甲运动"。本文意在考察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过程,阐明其出现的历史原因,企望进一步揭示其客观引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与现代的社会组织以个人为要素的方式不同,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以"户"（家庭）为…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齐美尔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碎片里把握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在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文化悲剧”：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越来越影响和控制着主观文化,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散失。齐美尔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借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两种典型行为是“时尚”和“距离”。     

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

本文把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置于传统-现代的维度中,考察了个体家庭与多组亲属关系实际交往的状况,分析了影响亲属交往疏密的主要因素,并评价了传统和现代因素在城市社会与城市家庭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互动方式.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和家庭普遍在重视发展密切的亲属关系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与传统的亲属关系有着本质不同的是,亲属关系失去了控制和支配个人的权力;以血缘、亲缘关系远近排列的差序格局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亲属关系频度和亲密度的主要变量;中国城市居民的亲属关系有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逻辑,其与现代性因素之间并非简单线性或相互排斥的关系;亲属间的互助互惠等工具性行为,对于人们的现代性没有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影响.     

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论A·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从制度维度对现代性的生成结构和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从而对近代欧洲的变迁、当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甚至个体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吉登斯的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的分析和考察,揭示了其理论的内在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它与社会历史、政治制度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开放式的关联,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人造”性质和“抽象”动力,提示人们警惕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风险。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