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最大障碍--公司治理

对民营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最大挑战已不在核心的业务层面 ,更多的是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质疑 ,也是民企在境外上市的最大障碍。主要是民企的产权不清 ,产权结构不合理 ,非公允性关联交易太多 ,伤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要想成功地在境外上市 ,并能在上市后平稳运行 ,就必须完善其公司治理 ,主要是产权清晰 ,形成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和机制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全球布局研究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已达到1100多家,境外上市的目标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国际主要资本市场均可见中国企业的身影。境内市场的发展与监管,影响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决策,企业境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则影响了其境外上市的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将开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新格局:重点行业在龙头企业带动下,促进更多中国企业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美、港、新等传统国际资本市场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欧洲四国、澳、韩等其他资本市场值得抢滩开拓。"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详细的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指导意见;而企业则应关注金融创新,优化上市模式,充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为"走出去"战略服务。     

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政府数据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加强政府数据安全治理是当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利于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政府数据安全、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以及促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未来的战略技术,在给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政府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个人隐私数据防护等方面提出新挑战。现阶段,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权责关系不明、标准规范缺位、安全审查不当、智能监控不足、技术应用不力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须重点从深化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共筑数据安全标准规范、完善数据管理保障机制、搭建数据综合治理平台、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方面进行治理。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数据安全治理研究

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我国可以构建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归集、数据开放、数据保护、数据监管“五位一体”的公共数据安全治理框架。随后,可以规划公共数据安全治理路径,该路径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包含数据采集者、数据运营管理者、数据使用者多方主体,从路径本身出发包含完善顶层政策法律设计、完善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提升公民数字安全素养、加快公共数据安全领域人才培养四个方面。上述构建及规划旨在实现公共数据为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的设想,同时为公共数据安全治理奠定基础,为提升我国现代化治理能力贡献力量。     

信用视角下的数据安全法律规制

数据安全问题具有特殊性,仅凭传统私法领域的理论,难以针对数据安全进行有效法律规制。本文将数据安全问题置于信用视角之下,明确信用规范在数据安全法律规制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法律规则的融合中起到指引作用,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起到基础工具性作用。在对比分析国内外数据安全立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安全立法价值的确立,明确数据安全长效机制的建立,应当以信用为切入点,依托信用体系的运行特征,为数据安全问题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境外政治风险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在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遭遇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发生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风险管理的主体层次和进程控制两个视角出发,提出了应对政治风险的策略.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论国有上市企业的治理与外部环境

我国目前阶段要提高国有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 ,更重要的是从外部着手 ,即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为此 ,本文分析了国有上市企业在提高内部治理结构时遭遇的困难 ,并试图对政府应如何发挥积极作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建议     

境外间接上市财富外流问题分析——以新东方纽约交易所上市为例

企业境外间接上市过程中容易产生财富外流的问题.该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货币市 场秩序和税收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政府应对境外间接上.市过程中的财富外流问题进行必要监管,并对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出区别对待.问题的根本解决,需从改善境内融资条件、健全监管制度、实现企业的平等待遇以及加强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人手.     

风险防范视阈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的治理路径——以GPT类模型为例

多模态大模型GPT-4的发布预示着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迎来了从弱人工智能跨入强人工智能的临界点,但技术进步与技术风险是相伴而生的。随着GPT-4数据容量的快速积累,数据质量、算力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生产虚假信息、数据歧视等风险与日俱增,对ChatGPT类模型的数据风险治理迫在眉睫。文章基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分析,比较GPT类模型数据的输入、访问以及内容生成等数据运行的风险及其特征,提出从数据源头、内部运行到数据生成的全链条风险防范机制,具体包括：构建保障数据源头“清澈”的“净水器”式合规技术;维护模型内部数据运行“可信根”监管的自治原则;构建国际协同联动式数据治理的协作框架等风险治理路径。     

境外投资战乱风险法律控制初探

如何控制境外投资所面对的战乱风险,是投资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法律手段是控制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重要方式,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法律控制主要包括战乱风险保证与战乱风险保险两种途径。战乱风险保证包括资本输入国内法保证、国家契约保证和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保证。战乱风险保险制度则包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保险制度。这些方式的有效运用,需要企业和政府协同打出组合拳。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企业智力资本入股的治理风险及其防范

智力资本入股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探究企业智力资本入股的治理风险及其防范对策具有重要价值。企业治理的本质是解决"矛盾或冲突",具体为:解决利益主体利益不一致而引起的利益"矛盾或冲突";解决代理人能力与企业发展要求不相容而引起的能力"矛盾或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完美与企业抉择要求不相容而引起的信息"矛盾或冲突"。通过探源企业治理的本质构建了企业治理风险的分析框架,结合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差异性,探讨企业智力资本入股的三类"矛盾或冲突",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安排。     

论社会风险的秩序化治理与秩序化风险的合作网络治理

现代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秩序化是传统风险治理的根本,国家是有组织的秩序化风险管理中心.由于秩序化内在的不完整性,其过程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此外,风险社会的来临也给传统的单中心统治国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惟有推动秩序化从传统的单中心统治走向现代的多中心治理,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第一部门、以企业为中心的第二部门及以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中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才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基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

在界定公司治理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利用AltmanZ指数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的代理变量,构建治理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风险进行预警.结果显示,纳入治理特征指标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系统具有良好的预警效果,准确率达到87.4％;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风险;董事会“自主性”治理尚待完善;董事激励、董事会行为对公司治理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影响因素

文章以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建立一个汇率风险影响因素模型,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规模、资本结构、风险控制能力、流动性、银行产权性质、年末效应和双重上市效应是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共同影响因素;国有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关键影响因素是银行规模、资本结构和流动性;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决定性影响因素是银行规模.     

企业重组上市过程中银行贷款的法律风险防范

近年来,大中型企业纷纷寻找途径重组上市,使银行信贷债权的顺利实现出现新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银行在企业重组上市过程中贷款的法律风险防范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企业重组上市的基本模式就是企业在重组上市时的基本操作程序。我们对基本模式了解清楚,就可能发现问题,把握防范重点,有效地解决问题。企业重组上市的基本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改组式。改组式是指重组企业仅改变组织形式(即由厂长负责制改为符合公司法的三会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2)控股式。控股式是指重组企业作为发起人,将一部分资产折股投入到上市公司,并…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的金融企业合规治理

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金融数据跨境开展必要规制已成趋势,有此内在业务需求的金融企业亟须加强合规应对。基于合规的多重内涵,我国跨境数据流动中的金融企业合规应被建构为一个三维面向的综合治理体系。其一,法制立法是前提,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立法的本质即安全与自由的利益平衡,现行立法中金融企业与金融数据的关系错位却导致利益失衡,通过回归立足金融数据本位立场的金融企业合规中心视角方能实现利益再平衡。其二,内部合规是核心,既要贯彻预防性规制理念赋予金融企业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实现自治的法治化,构筑起立基全周期保护义务的全流程合规体系;又要完善“规制-自我规制-元规制”三环耦合,在框架性原则下促进法治与自治良性互动。其三,行政监管是保障,为因应多头监管困境、金融科技挑战与合规动力不足现状,须由统一监管主体创新监管科技、建立多重合规激励。面对实定法依据缺位和未知动态风险,可引入监管沙盒为上述构想落地提供容错纠错的试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