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宜居理念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评价——以晋江市47个样本村为例

基于生态宜居理念,从农村垃圾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污水治理、农房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等5个维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晋江市47个样本村的人居环境治理水平进行综合考量。结果表明：晋江市各村(社区)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参差不齐,排序靠前与靠后的村(社区)的建设成效存在明显差距,得分因子优劣不齐。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晋江市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基于MOA理论构建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湖南省368份村民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动机、机会、能力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益感知、外部压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观能力、客观能力等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一因素并不构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是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多种并发形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四种组态，即动机-能力型、动机-机会型、机会-能力型、动机-机会-能力型。     

达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对策研究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狠抓落实下,达州市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提升。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仍存在某些问题。对此,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农村户厕摸排整改,有序实施“千村示范工程”,创新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创建村容村貌提升工程,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力度,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引入市场机制,保障资金供给,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治理对策方案,以期助力达州市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达到新的高度。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梅村采取了“行政引领自治”模式,其核心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激活村民自治,在组织框架内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思想引导与民主协商机制、精英吸纳与带动示范机制、知识融合与因地制宜机制以及自主服务与社会规制机制,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尊重农民生活实践,通过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建设美丽家园。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农村环境日益恶化.改善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环境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文章以农民环境权保护为视角,认为“乡政村治”是我国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模式,阐释了我国乡镇机构行政管理权能与村民自治权能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当前“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从制度、运行机制及思想意识层面完善“乡政村治”,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实现农民环境权的有效保护.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展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也从污染治理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进入以环境全面改善为导向的管理提升阶段,在此进程中会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起步较早、投入较大、经验较为丰富且成效较为显著的长三角地区为例,阐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样化内涵及其动态演变,并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治理目标、治理手段5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阐释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阶段特征和主要挑战。基于此,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促进多元共治,强化需求导向和规划引领,构建上下协同、内外协同、目标协同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市场参与和科技赋能,形成以权利和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公共财政投入的高效性、治理体系的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贵州农村的环境,包括生态和人文环境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实现贵州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必须从问题发掘到对策构建进行深入研究。观念和认识的误区、农村环保法制建设滞后、农村环境建设不协调、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环境的破坏是贵州农村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从关注具体的农村环保方案,从观念、宏观视角和农村整体环境治理入手,尤其要注重政策、法制和农民生活模式的构建和完善,才能建立起贵州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比较完整的对策体系。     

韩国农村看不出城乡差别

不见“炊烟”和“厕所革命” 韩国自古以来就有“农业天下之大本”一说。记者来韩国时间不短，一直想到农村去看看。韩国朋友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村，最好不要到城市郊区，因为城郊的农村已同城市连成一片，城乡一体，根本分不清哪是农村，哪是城市。于是，记者驱车从首都汉城出发，奔向韩国粮食主产区忠清南道的牙山市仙掌面镇竹山里二里村。     

新时代生态民生视域下“厕所革命”的研究

生态民生无小事,厕所是国家生态文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是现代生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体现。文章从“厕所革命”的必要性以及意义入手,对当前“厕所革命”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思路,期望有助于当前生态民生的发展。     

治理学视域下的乡村“厕所革命”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厕所革命”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当前,我国乡村“厕所革命”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上热中温下冷”、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等诸多难题,只有深化认识和转变观念,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突出重点、创新方法,积极构建“一主多元”治理格局,强化基层治理、文化治理和法律治理,才能更好地推进“生态宜居”等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认知差异及其行动约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意义重大，但实践中经常能看到“干部干，村民看”或“干部忙，村民怨”的现象。农村人居环境构成的是村民日常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他们自由而有序地布局空间环境，注重循环利用和物尽其用，而地方政府则将其视为“整治对象”,强调标准化改造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简单植入，两者对“何为农村人居环境”与“如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和互动冲突。隐性的认知表现出的是显性的行动，主体行动背后更是深受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点以及新时期“政、纪驱动”的政绩考核机制的约制。地方政府需要在政策转换与实施方面深度匹配农村社会结构特点和村民生活习惯，进而在实践层面探索出一条能够将“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行动路径。     

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具体实践,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依托基层法治建设重塑了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开创了新型环境治理路径,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从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农村执法环境、拓宽农村环境司法渠道、培育多主体环境法治意识等路径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