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

明朝弘治年间 ,随着贵州政治经济的发展 ,书院在贵州境内陆续建立起来。书院教育的出现 ,既满足了贵州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需求 ,又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书院的蓬勃发展 ,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进步 ,促进了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     

论明代“御用文人”的文学活动

明代御用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至少在生存样态、业务范畴及创作祈向等层面与科举制度存在关联。明代御用文人的主要来源是科举中人,相应地,其群体性职业取向也并不满足于担任单纯的文学侍从职务。其业务范畴既包括典型御用文学活动,也包括与科举有涉的非典型御用文学活动。其创作祈向在整体上固然体现为润色鸿业,但未尝不受科举背景的潜在影响。     

论明代贵州官学的发展

贵州行省建立以后，明朝统治者本着“广教化，变土俗”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贵州的儒 学教育。经过两百多年的建设，贵州基本建立了以府州县卫司学为主、以专科学校和社学为辅的 地方官学教育体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贵州各地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制约了地方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史才·诗笔·华选——论唐代传奇创作与进士科制度的关系

唐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唐传奇形成了"文备众体"的写作体制.在创作中借鉴史家传记笔法展开铺陈叙述,又以诗辞歌赋渲染诗意,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科场奔竞贵奇的文风也促使传奇作者刻意追求征奇话异.所有这些都促进唐传奇走上"有意为之"的成熟道路,为后来古典小说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论明代乡村教化的发展历程

乡村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封建社会历代君主莫不把乡村教化作为其施政重点,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对于封建伦理价值的认同.因此,了解封建社会的教化政策及其发展变化,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封建社会伦理本位的文化特征,揭示其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文明体系提供借鉴.     

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

明代科举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当时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在发展中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式的客观公正和强化思想控制,而忽视了所选士子的实际素质是否适应做官行政的需要,铨选中因过分重视出身又导致了进士身份贵族化的倾向,更把科学技术长期排斥在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之外,故对当时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     

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

明代神魔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朝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市民阶层的扩大和个性思潮张扬给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作,在整体上达到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魔小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酝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     

《管子》“四篇”中的“心论”与“心术”

《管子》"四篇"中包含了对"心之心","心"与"官"以及"心之形"与"心之情"等话题的讨论,在对人本身的反思中,充分反映出一种理论上的内在转向。"四篇"就如何达到此种精神状态的修养工夫有极为详细的说明,更在先秦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运用"心术"来指称这些精神修炼技术。《管子》"四篇"对官能之心与执道的"心之心"的不同层次构造的揭示,超越了老子认为大智之心不可言说的主张,同时对道家理想的人格境界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四篇"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的道家工夫论的理论图景,相应的修炼,最终反映为一种身心互动过程,不但是对道家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同时也是对于"长寿"的追求。     

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明代穆斯林的法律地位——兼论法律因素对明代伊斯兰教传播与发展的影响

明代穆斯林在华的法律地位与唐、宋、元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代基于对穆斯林实行的同化政策,致使明代穆斯林的政治权利被削弱,民事及婚姻权利受到限制,经济权利下降。明代有针对性的法律的实施,使穆斯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穆斯林自身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些法律因素也直接影响着伊斯兰教在华的发展,从而可以看出法律对宗教的影响有多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来宗教对应法律而表现出来的适应性也是很强的。     

论明代书坊与历史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在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形成与发展历程中,书坊与书坊主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界关于小说流派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从作家与创作的层面进行阐述,本文则着眼于小说刊刻这一特定的角度,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一,《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刊刻的典范意义;二,书坊主的“全史意识”推动历史小说流派的出现;三、书坊主的创作实践及组织编撰;四、历史小说刊刻的“后续效应”,试图勾勒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形成与发展的真实轨迹。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论明代通事与西域贡使的关系

西域贡使与明朝往来需通事沟通,沿途往返需通事护送,通事与贡使之间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本文着重论述明朝西域通事的职责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地位,并通过具体事例探讨通事与贡使的利益关系及其成因.     

“罗教”与明代心学的遥契呼应

"罗教"的教派经典《五部六册》,虽然未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阳明心学加以直接"引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阳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这一现象,既说明同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宗教理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亦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明代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     

“心学”对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心学”的一些重要思想给明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对小说的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小说的艺术风格具有深刻影响。一些经典名作,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的价值取向等都带有“心学”鲜明的烙印。     

论明代勋臣的培养与任用

明朝建立了一套勋臣子弟培养制度,并坚持由勋臣出任高级军职,以达到拱卫皇室、维护等级秩序、防范边将等目的。但在世袭制度的保护下,勋臣的培养收效甚微,多是纨绔子弟。勋臣任职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且加剧了军政的废弛与腐败。     

论明代密疏的传递与进呈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密疏有快捷、不经内阁票拟、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高度保密等特点。由于它在明代没有正式公开的地位,因此它的传递和进呈与普通题奏本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保证密疏能否快捷、保密、直达御前的关键。它有四种上呈渠道,即通过通政司转呈,会极门直呈,个人利用觐见皇帝时直呈,以及从宫门门隙转递等四种方式。     

明代商人的职业素养与技能论略

明代中期以降,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资本空前活跃.此时,很多商人能够充分发扬自我激励与开拓进取的精神,注重职业道德、文化修养、职业技能和人际关系的全面完善,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长期成功.明代商人所具备的,成功商业管理者所应具有的诸种职业素养与技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总结.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论“扬州八怪”的艺术思想和现实意义

以“正宗”派为代表的“四王”统治画坛近两个世纪 ,使得整个画坛毫无生气 ,日趋死板、庸俗。“扬州八怪”为摆脱保守 ,大胆创新 ,勇于实践 ,拜自然为师 ,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 ,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画的新风 ,受世人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