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大数据侦查的适用限度与程序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数据搜索查询、对比碰撞、挖掘分析等方法进行犯罪回溯侦查与预测防控,其高度技术性、适用隐蔽性、运行多维性使得侦查权内部张力增强,侦查权呈现扩张趋势。传统侦查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泛用大数据侦查存在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风险。大数据侦查广泛干预公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其属性当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结合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运行样态分析可知,现行侦查措施体系规范难以容纳大数据侦查,应回归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侦查比例性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调适大数据侦查的应用范围与适用限度,并从刑事程序规范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辅助配套机制三方面构建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体系。     

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视角

科技进步需要法律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在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风险日渐加剧。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异化形态,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乃至强化适用确有必要,同时需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新审视与反思隐私权之意涵及其判断基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应创新技术侦查的规制原则,将数字正义理念嵌入程序法定原则,将合理隐私期待理论融入比例原则,通过“权力控制——权利制约”双重路径以及监督救济保障机制,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之公共利益保护与捍卫隐私权之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重构

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 ,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 ,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根据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缺陷 ,建议重构我国的侦查程序 ,即 :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 ,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 ,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 ,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 ,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 ;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在刑事诉讼立法中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 ,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     

应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职务犯罪技术性侦查权

检察机关是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当享有与其职能相适应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完整的技术性侦查权,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由于技术性侦查措施事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一旦适用不当极易导致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不当侵害,因此,在赋予检察机关技术性侦查措施的同时,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即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要加强立法改革,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并做好法律解释;建立侦查讯问程序,加大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力度;转变观念并强化侦查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意识.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侦查程序改革要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在提高惩罚犯罪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文关怀水平,但侦查程序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完善侦查程序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坚持人本主义和权利救济原则、遵循司法的规律和特征,合理控制侦查权,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护。     

浅析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为控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世界各国在侦查程序中普遍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不无关系,在我国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在制度建构上,既要体现国际司法准则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国情,在司法审查的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审视检察侦查强制措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贯彻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视域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应当立足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和侦查场（侦查过程中调查取证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之三元结构,围绕被追诉人司法处遇这一核心论题展开。严密侦查措施及配套系统和改良刑事强制措施系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被害人既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阶段被害人较多的诉讼权利,但是,由于侦查程序本身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与被害人的现实需要存在很大的差距,导致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方面存在不足。分析侦查阶段被害人人身安全权、财产权、知情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论侦查行为的可诉性

侦查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其理论依据在于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和人权保障原则;国际公约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均规定对侦查行为可以提起诉讼,我国立法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强制侦查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提起、受理及审理程序作出规定。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

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给刑事法领域带来了激烈震荡，随着经济前行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及其衍生犯罪日益猖獗，各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其中强化职务犯罪控制手段成为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侦查幅度，特别是对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授权和准许值得关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仍存在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效能低下的现实短板。从侦查行为的客观规律及职务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出发．我国检察机关应确立特定条件下特殊侦查措施优先适用权，并积极设置优先适用的途径和渠道，具体可体现为对国内法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手段的优先权、不受重罪原则与比例原则限制四个方面。作为具有典型性的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措施具有优先适用的现实价值，在必要的程序规制下的优先适用可以取得较为良好反腐效果。     

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

侦查程序的传统构造以对侦查效率的强烈追求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普遍限制为特征.与刑事公诉领域和刑事审判领域高昂的改革热情和积极的改革举措相比,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相对滞后,试图通过立法强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现代化转型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制约侦查程序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不只是犯罪控制任务的巨大压力,传统侦查理念的影响、侦查手段的落后等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侦查程序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个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刑事司法程序的现代化需要侦查程序构造改革同步进行.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加速侦查理念的变革与侦查程序的立法改革,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侦查机关.     

侦查程序诉讼化构造探析

通过分析侦查程序诉讼化构造的基本特征及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存在着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应通过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控制、增强被追诉方与诉追权主体相抗衡的手段以及协调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构造。     

侦查措施违法时的权利救济及检察监督——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侦查措施违法时的权利救济与检察监督,具有保障公民权利、制约侦查权力和维护司法公正等功能.权利救济与检察监督联系紧密,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在实现权利救济及加强检察监督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应予以充分重视.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内容还较为原则,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措施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但我国立法对与公民权利保护关系重大的秘密侦查措施不作任何规定 ,导致大量“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等背离程序法制要求的违法现象的产生 ,这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秘密侦查措施的存在和被限制集中体现了自由和安全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平衡。克服我国秘密侦查措施因其神秘化倾向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法制化”改革     

论侦查启动模式——以立案与初查为线索

我国现行的程序型侦查启动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包括立案程序的虚置化、初查程序性质不明和侦查机关权力过大。除了这种侦查启动模式之外,域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随机型的侦查启动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控制了侦查机关的权力,更加适应案件办理实践的需要。我国有必要以域外的随机型模式为借鉴,改革本国的侦查启动模式,即弱化立案程序的功能,承认初查的侦查性质,并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外部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