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表达及国家形象呈现

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也日益复杂多变,如何创新与调整叙事话语方式和议题设置,以推进全球治理共识达成,是重塑全球治理的重要愿景与目标。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话语不仅能够呈现、建构、改变或提升一国的国家形象,还能够为其提供意义阐释。面对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发生的转向及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的困境,我们可采取标示性叙事话语聚焦,“自塑”与“他塑”协同,加强叙事话语的双重逻辑,促进叙事的可视化表达等策略,实现国家形塑的提升与改进。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全球风险治理透视下的百年大变局及中国方案

对全球风险治理中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阐释,是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重大疫情风险严重冲击下的风险应对,是各国制度效能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场全媒体时代“全球现场直播”的治理竞赛,并已成为人们感知和验证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依据.而全球风险治理中各国命运的休戚与共,使得全球风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共识.随着中国在应对全球风险中作用的凸显以及中国制度所表现出的定力和能力,中国方案固有的平等、尊重和宽容的内涵也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家治理的话语建构与内在传承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既应成为话语建构的基本方位,也应成为思考内在传统的价值入口。此兼具全球与本土语境的视域首先表明国家治理话语应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这意味着对普遍性风险的判断、对智能变革的预测,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恪守。其次,视域的本土性勾勒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另一重内涵,这意味着对有序合作的倡导、对技术变革的内化和对基层社区的聚焦。为了构筑起放眼全球、扎根本土的共同体话语,需秉承群众路线这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行之有效的价值传统,通过党的统筹布局来实现对动态场景持续有效回应,在防控风险中保持深厚的人民情感,使优秀的传统内化于成熟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程及中国未来走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治理理论的逻辑延展又是治理实践的空间拓展.因此,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不仅要有本土眼光,更需具备全球视野.文章通过探讨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与属性,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脉络与角色定位.以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嬗变历程为切入点,梳理了科层治理体系、竞争性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体系的谱系变迁.在厘清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阻力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顶层设计、民主内涵、法治逻辑与执政党建设等进路.     

现代治理理论视阈下道德治理的价值转向

现代道德治理是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价值层面引领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有道德治理的研究,鲜有从现代治理角度来开展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亟需以多学科视野,结合现代治理理论,重新厘定道德治理的现代内涵,并进一步对现代道德治理展开内容、功能、价值取向的全面分析,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探讨出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使得现代道德治理得以实现。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视阈的阐释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道德实践

新时代背景下的道德实践问题是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问题,也是关乎道德治理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战略性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也是一个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的制度体系、良好的社会秩序及人的现代化既是治理现代化的手段、途径,同时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着眼于社会主义独有的特征,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突出体现了道德体系中公平正义和诚信的价值取向;良好的社会秩序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够实现,其中社会秩序与法治秩序必须有道德作为支撑;人的现代化需要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前者与道德是辩证统一的,后者的实现则离不开道德。     

传承、重构与话语表达:公共文化视阙下的伏羲祭典

伏羲是作为填补成文历史前的文明酝酿期标志型人物,经过数千年后人的记载、论证和实践的建构,成为类似黄帝、最广为接受的民族早期共同记忆的合理解释。对伏羲的祭祀也成为民间社会传承至今、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事项。羲皇祭典是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仪式。伏羲不仅被作为信仰主体,更多的是被当作某种历史记忆性资源,在现实社会中被选择和再造。通过对公祭伏羲大典的实地观察和仪式学分析,以及结构视阙下的价值涵化与场域共振的阐释,提出重塑文化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尝试在于通过话语交往把公共性问题带入仪式活动中,文化的本质和价值得到维护、延续和发展,从而带动增强中华凝聚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论道德治理的限度

道德治理是通过发挥道德作用的方式对社会各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展开的治理活动。由于受长期的道德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伦理型文化的浸淫,加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化的影响,道德作为治理手段也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道德治理必须保持清晰的界限,维持合理的限度。过分夸大道德治理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出现"道德泛化"现象。合理把握道德治理的限度,需要在道德治理观念上摒弃"道德万能论";需要契合道德自身的结构;依据现代社会特征进行道德领域的差异化治理;在道德治理方式上坚持多种治理方式并进;正确对待道德的法律化。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形态探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本土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为主线、其他理论阐释为副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革命话语形态出现,凸显了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形成了革命的文艺观和文艺服从政治的功能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治理话语形态出现,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起人民性的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形态看,革命话语形态和治理话语形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审美政治的问题域,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的结合,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政治实践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观研究

本文将在对现有各种全球治理理论进行价值观的比较分析基础上,展开全球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理论价值的讨论,由此最终确认实现向全球市民社会的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