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兴”问题再分析

南宋建立后,“中兴”问题便是朝廷及士人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南宋“中兴”始于何时,迄今未能统一,有持“高宗中兴”论者,有认为“孝宗中兴”论者,亦有称“高孝光宁四朝中兴”论者.通过分析高宗和孝宗两朝的社会状况可知,高宗一朝长期面临“外患内忧”的尴尬处境,孝宗即位后“内修外攘”之策造就了“乾淳盛世”,南宋方渐现“中兴”局面.     

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

师承是影响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可以归纳为学术型、政治型、文学型三个系统,它们从政治学术、人格精神、诗歌艺术等层面对南宋中兴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兴诗人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师承,树立了新的诗歌艺术典范,创造了宋诗“中兴”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史的演进。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南宋文人“出关”的文化阐释

在古典文学的阅读视野中，“出关”多指去边塞，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南宋文人“出关”，与战争无涉，而与朝政相关，其作为南宋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南宋“说话”的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本文论述了南宋“说话”的普遍性、团体性和专业性的特征,并认为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一是南宋社会经济的畸形繁荣,二是封建阶级的爱好和倡导     

“节用惠民”与“戢兵督劝”——南宋周必大民生思想及劝农实践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在助政四朝过程中,围绕国家“中兴图强”目标,对民生问题献智颇多.他主张“节用惠民”的爱民观以及“戢兵督劝”的劝农法,即通过“节约用度”来减轻百姓负担,以“惠民”来换取百姓拥护;通过“戢兵”以使“民安其生,农复其业”,君主和官员“以劝农为职”,与民共期“富庶”.周必大的民生思想既是对以往民生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长期的政务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重要创举,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引论：“农商社会”之概念和南宋经济之地位近十余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南宋史研究的急剧升温,重新认识宋代、特别是南宋一朝的利弊得失并重估其历史地位,已成史界热点之一。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

南宋时期，某些家族在经济上所达到的富有程度，时人称之为“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崛起于南宋之初的成纪张氏家族，即是这类家族中的代表。该家族起家于号称“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张俊子侄辈人物有张子盖、张子颜、张子正、张子仁等，孙辈人物有张宗元、张宗尹等。自宗字辈以下，“取五行相生为次”，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意义指向探析

前人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种种理解都存在明显的理论漏洞。从“以意逆志”说诞生的具体语境出发,结合孟子的人性论可知,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意义指向为:把握诗作的主旨,不能单就文辞来分析,还得从人之常情、心之常理的角度来理解。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司空图“味外之旨”的意义指向与文化蕴涵

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所涉及的不是诗歌意境的特点,不是读者再创造的问题,不是反常合道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从唐代的整体文化背景和诗歌理论发展的脉络出发,从司空图生平和思想的实际出发,从“味外之旨”诞生的具体语境出发来分析,“味外之旨”中的“旨”就是道,“味外之旨”也就是味外之道。它体现了司空图融道入味,结合滋味说与明道说的艺术追求。     

老子“自然”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生成及流变

"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中心范畴.从"自"、"然"二字发展为"自然"一词,并形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老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词义角度看,"自然"的意义就是指"自然而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自然"则包括"道之自然"、"政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三方面内涵.老子"自然"范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后世哲学和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庄子之“道”的二重性及理论效应

本体是哲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本体观念曾是哲学的最高目标。“道”是庄子哲学所确立起来的本体观念，具有本体与境界两层含义。“道”之意义的二重性不仅反映了哲学的超越意识与寻根意识、明证性要求与确定性要求的内在统一，而且引发了哲学内部诸多的理论效应。     

“省管县”改革的动因及困境探析

为了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我国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省管县”改革。在现有的权力框架下重新划分财权与事权，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县为主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回应县级政府的利益诉求，坚持因地制宜和效率、公平兼顾的原则，结合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规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减少行政层级。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天人合一”主题的展开、落实及其指向

中国文化一直以"天人合一"为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在理学的开创阶段,天人合一就表现为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好表现在张载以"虚气相即"为代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上,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即由此得以确立。到了朱子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理与气的不即不离;但理和气本然与实然的两属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不同侧重,又意味着"尊德性"与"道问学"、理本论与气化宇宙论的分裂。到了王阳明,才从官场与学界共同的内外背反现象中发现了知行为二的根源,所以其从身心一致的"知行合一"出发,并通过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从知行到身心、主客包括本然与实然两重世界的统一;而从批评程朱未能"定于一"的罗钦顺起始,则又从理与气之不可分割特征入手走向了气学。这样一来,心学与气学,既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追求的两种不同走向,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     

“三个代表”是新时期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动力之源

反腐倡廉 ,不断提高党的防腐拒变能力 ,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课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依据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 ,为党在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找到了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