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年: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庄严使命就是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逐步创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之制"擘画"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彰显"中国之制"."中国之制"越加牢固,"中国之治"令世界惊叹."中国之制"具有组织优势、力量优势、政治优势与文化自信优势的四大优势,"中国之治"蕴含政党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与世界之治的四重内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元治理"主体角色,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引领者和顶层设计者,在社会治理的地方层面是总协调者和保障监督者,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层面是服务者和示范者。执政党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变革以及制度的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社会公正与和谐之治

公正与和谐自古就是相伴随而存在的统一体.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到卢梭的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学说,无不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学者对"和谐"的论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社会公正的感知与体认.当下,构建社会和谐已成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社会公正理论及和谐哲学的时代回应与现代拓展.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诸方面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以促成我国的和谐之治.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首要前提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力量之源 ;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 ;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到提出“实现四化” ,到确立“三步走”发展战略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两个结合”：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根基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坚持以人为本,认为幸福是劳动所得,满足人们合理需求;中国传统幸福思想包含了德福一致、崇尚自然、天下幸福等内容。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与中国优秀传统幸福思想相融合,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指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为人民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