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创新的贸易利益与企业异质性研究综述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及产生的贸易利益。笔者根据开放条件下创新活动引致的贸易利益及其影响机制,对国外最新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一是创新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在生产率,提供新的贸易利益源泉;二是创新决策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途径,大体上通过出口市场规模扩大效应、采用先进技术与否的二元决策、投入创新活动的强度差异决策等不同影响机制来实现;三是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企业创新与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对外开放、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联系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的启示作用。     

中国汽车行业生产率悖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利用我国汽车行业三年数据按所有制、所在地区、出口行为、加工产品类型等加以探究，结果表明，我国汽车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悖论问题，但地区和产品差异并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另外外资企业对于不同产品类型有不同的结论。     

国内生产网络与间接出口外溢：基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证据

与直接出口相比，虽然大多数企业自身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仍然可以通过成为出口企业的供应商来实现间接出口，但这一重要现象较少受到研究关注。基于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客户—供应商数据，研究发现：（1）间接出口行为同样可以带来显著的出口学习效果，而且这一收益主要体现在自身缺乏直接出口能力的中小型企业；（2）知识传递、规模收益以及质量提升是间接出口外溢效应产生的3种作用机制；（3）间接外溢效果沿着生产链衰减，水平溢出效应同样存在，并且主要存在于共享供应商关系中；（4）企业从较新的间接出口关系中获得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更显著，网络边缘地带和搜寻效率低的企业从间接出口获益更大；（5）间接出口企业同样会受到出口企业负向需求冲击的上游传染效应，而且通过间接出口学习能够提高转化为直接出口商的概率。本文研究证实了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生产网络中，间接出口关联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分工的重要价值。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

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互补理论阐释人力资本结构提升ICT生产率效应的微观机制:高技能劳动力能有效匹配ICT应用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变革,而长期雇员则提升了企业对ICT应用导致的生产柔性与分工深化的适应能力,强化ICT生产率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城市共11999家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ICT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人力资本结构角度验证中国企业突破"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可行路径。实证研究发现,高技能员工和长期雇佣员工均与ICT形成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ICT的生产率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还发现,互补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程序化任务密度更强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显著增强的特征,并且规模越大的企业互补效应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是企业能否更好地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优化智能制造转型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本文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我们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修正了以往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准确地测算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10%的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0.19%。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为0.4%,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小的行业中该效应不明显。此外,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明显。本文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出口集聚企业“双重成长环境”下的学习能力与生产率之谜——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共同视角

针对我国省份(地区)的企业TFP度量以及相应的核密度分布对比,研究发现集聚(或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均弱于非集聚(或非出口)企业,表明"集聚中学习"和"出口中学习"机制导致企业在模仿学习过程中走向生产率同质化。而集聚出口环境下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双重学习能力和异质性程度均明显,即创新效应大于模仿效应;内资企业的双重学习能力强于外资企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集聚环境有利于企业增加对"销售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学习能力,出口环境可增加企业的经验值;技术迁入型的外资企业在集聚(或出口)环境下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不足;研究还发现出口型企业更加依赖集聚的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学习能力提升。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生产率——来自VC/PE支持企业的证据

现代经济中,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创建高生产率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财富以及新的工作岗位。本文利用2007—2011年PE/VC支持的新创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我们采用LP方法估计了新创企业的生产率,在充分控制企业异质性及可能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2)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非高新技术行业;(3)研发投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生产率的贡献具有明显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对新创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盈利能力和行业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新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贸易企业“用脚投票”?——基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视角

贸易企业转移既受到劳动力成本和产业聚集的影响,也受到金融要素的制约。以往学者主要从要素禀赋、规模溢出效应等角度研究贸易企业的转移,鲜有对金融要素作用机理的直接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高生产率企业能"用脚投票",转移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同时也发现传统因素对我国贸易企业转移的影响正在减弱;金融变量中,股票IPO和银行信贷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贸易企业转移均有显著影响;股票二级市场对东、中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具有一定影响,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信用债市场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贸易企业转移作用均不明显。上述结果说明,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企业跨区域转移替代了金融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从而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企业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提供了对金融资源重新配置的解释。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

本文首次将表征本地化生产体系的产业集聚与衡量企业在GVC中贸易利得和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数据对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作用更大。解构集聚外部性后发现,包含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知识技术溢出3个方面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集群商业信用引发的融资外部性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是产业集聚DVAR促进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本文还发现产业集聚提升企业出口DVAR并未以缩减企业进出口规模、牺牲全球化为代价,更多地是通过引发企业由低出口DVAR的加工贸易方式向高出口DVAR的一般贸易方式转变的结构效应为具体实现路径;由微观企业转向中观行业的分析再次佐证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变引致的结构效应是产业集聚促进行业出口DVAR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证实了产业集聚可以作为中国企业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     

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作用,是重中之重。本文以政府主导的广泛实施的重点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企业TFP的影响。以省级的"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系统地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重点产业政策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相应行业内企业TFP的提升。进一步地,本文从地区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重点产业政策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内;且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完善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有助于缓解重点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重点产业政策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将资源从非重点行业流向重点行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投资效率降低,最终使得整体的TFP水平下降。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减税降费为企业提质增效了吗？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策转变与影响的异质性，发现：（1）减税降费力度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2）减税降费通过人力资本激励和创新激励两条路径为企业增效提质，进一步从员工规模、职工薪酬和研发投入等方面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分两阶段考察，由碎片化向普惠性的政策转变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规模、行业、产权等异质性。     

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的两控区政策缓解了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但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鲜有学者进行考证。本文基于1995年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两控区环境管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定量识别了其主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2)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3)与生产成本的提高相比,淘汰机制对生产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即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忽略淘汰机制会高估生产成本机制的作用;(4)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的作用在高研发密集度与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显著,地区集聚经济则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生产率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生产率门槛与出口等待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进行了分布估计,研究发现企业出口等待时间平均为4.7年,中位值为5年,且存在明显的正时间依存性。接着,本文进一步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探讨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的提高将显著延长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且这一论断得到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另外,风险比率的估算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将下降0.2827%。再者,本研究表明生产率门槛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延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所有制、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入世有助于弱化企业出口等待的门槛效应,而不确定性的上升则将加剧这一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积极地推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为企业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政策冲击、市场环境与国企生产效率:现状、趋势与发展

基于来自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并从制度改革与市场环境的视角,深入考察国有企业相对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以及动态趋势。具体而言,我们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国企生产效率是否有相对外企(包括港澳企业)存在追赶特征,以及该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企生产效率虽然一直低于外企,但确实有显著地逐年追赶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国企改革政策效应带来国企内部治理的完善和代理成本的下降;第二,市场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带来了国企TFP的追赶。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当前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提升企业效率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