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马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

马马肃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发展历程

在史学史的视野中,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从中学拉丁论文开始,马克思就进入到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随后也间或接触到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结合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与《克罗兹纳赫笔记》摘录的政治史、经济史知识,给出了自己对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原则.此后,马克思进入到“原本”的研究之中,其间也发表了一些专业的史学论述,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鸦片贸易史》等著述.晚年马克思逐渐淡出了论辩领域转而再次进入了史学领域,并摘录了欧美史家大量的著述.     

“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

<正> “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史记学概论》的出版与“史记学”的建立——评《史记学概论》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不朽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司马迁以其伟大而崇高的人格、宽广而博大的胸襟、坚强而超人的毅力、卓越而天才的史识与文才,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和世界史性质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与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成为历代史学的楷模与文学的典范,对后世的史学、文学、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学科,皆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因此,自《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它、研究它,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史记》研究作品,从而使《史记》研究成为一门具…     

略论梁梦龙的历史贡献

梁梦龙是张居正临终前推荐给神宗后日“可大用”的人物之一。隆庆年间的试行海运活动以及万历年间在蓟、辽的筑台、抗敌活动尤为后人称道,所著《史要编》更是一定程度影响了当时的史学发展,并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也具重要意义。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

文章从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两个视角，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形势和史学的发展状况，“史倒”呈现出走向独立的过渡趋势，反映出浓厚的正统意识和门阀士族的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史学走向独立的进程，为唐初史馆撰写前朝正史奠定了基础，也为刘知畿撰《史通》提供了材料，还为后来历代皇朝修史树立了典范。笔者由此得出结论：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或许可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认识。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分析——兼辨“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结论被普遍认可。显然,这两个判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那么,《史记》一书自然应该是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范本了。可是,我们不难理解,由于文学与史学各自规律与法则的不同,它们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结合得让人十分满意。《史记》没有例外。通过分析《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我们发现,《史记》里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人物传记,往往最愧为“实录”,最不可信。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关于“共和行政”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考察

一关于“共和”之争“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而关于“共和行政”的历史真像,尚存歧见,主要集中在《史记·周本纪》与《竹书纪年》关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不同说法的争论上。本世纪,顾颉刚先生著《共和》一文①,广稽众说,详加比论,认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从此,《纪年》说一枝独秀,大有定论之势。对此,我颇有疑惑。如《史记·二诸侯年表序》说,导致“共和行政”的国人暴动乃是公卿贵族发动的,目的不过是要驱逐暴虐的周厉王,“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     

中国传统史学的自觉精神与社会进步──以《史记》为例的研究与思考

《史记》之不朽，是因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不朽，更是因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而不朽。人们对这种精神作了各种概括，或曰“实录精神”，或曰“司马迁精神”。从总的方面看来，多种关于精神方面的概括，都是为了充分体现蕴涵于《史记》之中的一种“求实”精神。倘若对《史记》作一次总体的感受，便不难发现有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在支撑着“求实”精神，这便是充溢于《史记》之中的一种为人生而史学，为社会而史学的史学精神。正是这一精神赋予《史记》以永存的勉力，也是这一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的风貌，塑造了中国史家的灵魂。史学自觉精神…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较研究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为14世纪藏族传统史学代表作,研究这两部著作对于把握整个14世纪时期藏族史学发展特点以及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这两本著作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史学地位和史学意义.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