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

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及其衍生的次生灾害给东京、横滨等地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本着救灾恤邻的情怀,伸出援手,不仅多方筹措善款,而且派出救援队开赴日本,救治伤病灾民、遣送受灾华人归国.中国红十字会人道、理性的救援举动,赢得了尊重和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为路径的考察

作为历史悠久的非政府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红十字会走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组织整顿、"文革"前后一波三折的辉煌、改革开放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建会与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之路的不平凡历程,其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与事业发展的脉络折射出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的8个<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得到更为有效的解读.     

论中国红十字会灾害信息的传递机制

中国红十字会的首要职责是救灾,而灾害信息畅通与否、灾害信息传递机制健全与否,这些都事关红十字会的救灾结果和成效.在灾害发生后,红十字会主要通过自身的信息输送系统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和媒体收集相关灾害信息,并以此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级别.在日常生活中,红十字会主要通过面向社会公众的防灾知识教育、灾情考察等进行灾害信息的传递和获取.红十字会的灾害传递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尤其要与水利、气象、海洋、农业、民政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渠道实现“无缝对接”,更好地发展和优化自己的信息管道.     

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与抗战救护

1933年1月,热河之战爆发,东北危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东北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队抵达天津后,经与各救护团体商定,联合开展救护行动。2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成立,设立北平办事处,指挥救护行动开展。在华北救护委员会统筹之下,十三支救护队分别于前、后方开展救护工作,于前方设立伤兵医院,于后方设立救护院、重伤医院等,且将卫生防疫工作首次引入战地救护。各救护机构协同工作,比较圆满地完成此次救护任务,为全面抗战救护积累了宝贵经验。     

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的范式困境与未来突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及西方理论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渐次展开。在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全球史范式的指导下,研究理路渐趋成熟,但不同范式下的研究均有侧重点与局限性。未来需要突破单一研究范式的指导,全面把握红十字会在广阔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同时,积极引介国际学术成果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全球化进程及跨文化语境下审视近代红十字会,对于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发展亦有着重要助益。     

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

抗战初期 (1931年 9月～ 1937年 7月 ) ,中国红十字会对淞沪之战、长城抗战、绥远战役进行救护 ,成效可观。三次救援行动 ,实际上是中国红十字会全面抗战救护的预演。通过战事救护的锻炼 ,提高了红十字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也使红十字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于是完善自我 ,强化自身建设 ,提到了红十字会的议事日程。     

邮史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时间探析——基于红十字纪念邮票的考证

邮票是官方发行记录当年或过往大事的实物证据.纪念邮票具有较强的时间性,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基本一致.在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国力赢弱和战祸频仍,中国红十字会虽屡次尝试,但未能发行成功一枚红十字纪念邮票.伪满洲国发行的赤十字社纪念邮票则成为了日本侵华的有力物证.新中国成立后,邮政部门先后发行了三套红十字纪念邮票,分别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50周年、80周年及100周年.但发行时间各不相同,考证得知第一套设计较晚、因印刷错误及币值改革而延误发行,第二、三套则是依据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日期的不同标准发行.因此,后两套纪念邮票反映了官方对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时间的态度.这一时间变更也从侧面折射出了中国邮电事业发展的不断进步历程.     

抗美援朝时期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斗争

抗美援朝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指挥朝鲜战事的同时,准确判断战略态势,正确作出战略决策,并依靠和发动群众,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同时建立了全方位防卫体系,实施积极的防卫战略,从而成功指导了东南沿海方向上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军事斗争,保证了东南沿海的地区安全,有力的配合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对抗美援朝的影响——以江西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紧密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乡村社会改革和新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对抗美援朝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抗美援朝思想教育、诉苦和反帝集会游行等方面的民众动员,而且推动了抗美援朝爱国公约、武器捐献和参军优抚等任务的完成,还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观念,为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普及和深入持久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良好环境。     

叙事同构的中朝军民关系——抗美援朝文学论

抗美援朝文学的中朝军民叙事,从叙事对象来看,民非中国百姓,地域关涉异国朝鲜,具有异域叙事的特性。但就其叙事的政治寓意和叙事元素的结构方式来看,对军民关系的想象和处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文学的相关叙事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日常生活叙事铺垫,营造军民关系,切入英雄主题,象征意蕴揭示中国军队的道德优先和军人使命,以及人心向背的致胜力量,将中朝军民关系同构于主流意识形态模式之中。     

民国前期中原地区红十字组织的医卫实践——以《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医卫工作,助益地方社会,成为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一支内在力量。民国前期,中原各地红十字会组织成立后即立足地方,致力服务地方兵民,其医卫实践不仅切实卫护了地方民众的生命安全,推动了中原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时代转型,更为地方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了可贵的人道助力。对之进行追溯和呈现,不仅可为今日红十字会运动及慈善人道事业的开展提供有益史鉴,也有助于我们将地方社会的历史实践从宏大话语的"裹挟"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内具的自主性,从一个侧面深化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既存认知。     

博济医校与中国近代西医职业教育

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道路是曲折的。博济医校作为近代在华最早的职业医学教育学校,在近代西医教育史上有着诸多的第一次,如课程结构的设置、学制的安排、教材的翻译与编写、男女同校等,本文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的梳理,希望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近代西医职业教育发展史的了解。     

简论避税与防避税

避税可以理解为纳税人采取不违法的、但不一定符合立法意图的减轻税负的行为。它与逃税的区别在于是否违法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因此 ,避税是纳税人的正常追求。税管部门要变反避税为防避税 ,采取各种措施搞好防避税工作 ,努力提高国家税收收入。     

唐代涉医文学的繁荣及其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题材专门涉及到医药学知识,或写药物名称,或述疾病症状,或述治疗方剂,或讲医理病因,或记医师事迹等等,这就是涉医文学。涉医文学的创作在唐代进入了繁荣阶段,不论是作品数量的剧增、作家队伍的扩大,还是体裁范围的开拓、艺术风格的多样化,都大大超越了前代。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盛及人们的心理等方面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医易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易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易经>中包含丰富的原始医疗卫生知识;二是<周易>构建了中医哲学之基本精神:生生之道;三是<周易>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道器合一、时空并重、贵用疏体、直观妄想、真合假分、重性轻量、象义互参.深刻理解"医易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于医道难以深入,于易道可能也难以入流.     

人权国际保护与人权国际干涉

人权国际保护是随着人权由国内法向国际法领域延伸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者国际人权公约，所必须承担的普遍或者特定的国际义务，从而实现相关的基本人权进行合作与保证，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防范和惩治。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以所谓人权国际保护为名，行人权国际干涉之实。     

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学科分立

随着国际经济(商事)法律规范的大量出现,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关系成了国际法学界奋力探究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的含义众说纷纭。实际上,按照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将二者分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从“公”“私”法规范在二者间的相互渗透、调整对象和法律关系主体的同一性以及法学教育的实际需要来看,二者并无分科设立之必要。     

论国际冲突与国际司法机制

国际冲突是国际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态之一,而平抑和消解冲突并实现对冲突的社会控制,也是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在控制国际冲突的各种方式中,司法方式日益重要。而且,近些年国际司法机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际争端解决出现了一种司法化的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

《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古代医学术语、概念以及借用医论的理论阐述,其《定势》之“势”亦在此之列.刘勰把文学作品比作人的生命体,并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借助医论建构了生命体之“势”.“势”指由情、辞、气、意、宫商、朱紫等构成的生命体所显示出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一种和谐健康之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活力、感染力、生新潜力.有刚柔、奇正、雅郑之势,有总一之势、兼势,有离势、讹势、怪势.鉴“势”之法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法类比性发展而来的“六观”.     

保障医权:民国医师的职业忧患与业务保障

因近代中国医事制度的缺失,医师的权益往往不得法律之保障,业医者因而有着较深重的职业忧虑.在此种情况下,医师多通过医师公会发出"保障医权"的呼吁.其中,"中华医学会医师业务保障委员会"的运作和"医权保障运动"的兴起是民国医事团体"保障医权"努力的集中反映和具体表现.民国医师"保障医权"活动不仅是民国医师职业忧患的直接表达,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医事团体在近代卫生行政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