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王夫之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王夫之的消费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为其理论基础,以对俭与奢及其利弊的分析为重心,以追求絜矩之道为旨归,既肯定人的自然之欲的合理性,又提出以理导欲,主张消费的目的是促进人性的发展。这一消费伦理的价值模式体现了公正无私和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存权益和消费需求的人文关切和道德关怀。     

“亲民”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三

教化,是儒家政治设计中将其政治理念推行于社会,应用于社会治理,感应于民众人心的根本途径,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双层结构模式的必然选择。教化的途径有:修己以安人,即感化之道;富之,教之,即利导之道;以刑辅教,即强制之道;神道设教,即麻醉之道;使之,由之,即愚民之道。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易使",使其不犯上作乱。     

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

朱熹《大学章句》的特点是:以明德—气禀—复其明德为基本结构,以明德为心的本然之体,从而赋予《大学》一种心性论的诠释。这种高度心性化的经典诠释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理解的依据。而在朱子的《大学》解释的功夫论中,一方面,格物和诚意居于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为学次序的关注成为朱子基本的问题意识。简言之,人的为学,必须遵照《大学》以格物为起点的顺序,一切功夫以存天理、去私欲的道德修养为中心。     

朱熹理治社会论

中国宋明社会与先秦汉唐社会是两个特征明显不同时期,宋明社会已经转向到"以理治国"为核心治国之道的"理治"社会时期。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以朱子理学为宗,完成了由礼乐政刑向德礼政刑治理路径的转变,创立了儒家学说的"道统"体系,描绘了"天下平"理治社会的理想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的理治社会论。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对社会治乱的关注。古代的治平之道是在各派思想的争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先秦百家争鸣对治平之道有两种不同的大争论,一种观点主张依靠刑政来治理国家,另一种观点主张依靠德教来治理国家。孔子崇尚“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其意思是说,用政法来诱导人们,运用刑罚来整顿人们,人民只能暂时畏于刑罚而免于罪过,却不懂羞耻,无羞耻之心;若用道德来诱导人们,用礼教整顿人们,那么,人民就不但懂得羞耻有羞耻之心,而且人心也会归…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政治观

孔子、孟子认为道德重于政治,政治要“以仁为本”,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君主的“德政”,社会秩序就会由乱到稳,从无序到有序;荀子注重的是“礼为法用”,以“礼”约束人的欲望,只有“隆礼重法”,人才能向善、仁义。荀子弥补了孔孟思想中政治弱化的一面,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仁、礼并用以定天下。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治政观虽偏于理想、完美,但在道之崇高与世之污浊的两极中,是在力求找到政治与道德相统一的治政方案。     

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论略

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理寓欲中＂的人性论为前提基础,以＂义利并重＂、＂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为价值取向,以＂自谋其生＂、＂自由恒畴＂的＂自谋论＂为价值目标,以＂俭奢有度＂、＂絜矩之道＂的俭奢观为伦理旨归。他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清初经济的繁荣,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冲击了封建专制政体,在当今也能够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阳明后学对理欲关系的新阐释

明中后期以来,为了消除心学末流耽空蹈寂、任情恣肆的思想流弊,部分阳明后学通过论证本心“生生不容已”的自然发用,强调人之本性是道德理性与自然欲求的统一,主张立根于本心,通过即体即用的诚意工夫达致寂感合一的良知本体并依心体发用。在现实层面,部分阳明后学为了维护民众的普遍性利益,限制统治者的私欲膨胀,将絜矩之道阐释为协调统治者个人欲望与民众社会性欲望的道德规范,赋予公私关系以新的内涵,进而发展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王夫之论大臣之道及其当代政治意蕴

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王夫之认为"正"乃大臣之自我规定,体现为德行的高尚与才干的非凡。大臣之道本质上就是"正"之道、德才兼备之道。王夫之分别从大臣的政治品质、立朝之道与行政之道三个方面对大臣之道作了具体的阐发。王夫之的大臣之道,对于当前政治建设中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权力以及选拔干部时的标准要求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谈道德与法制的关系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谈道德与法制的关系谢明慧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关注道德和法制的关系问题，而它实质上是一个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先秦时期，在治国原则上，有依靠刑政还是依靠德教两种主张的争论。孔子崇尚“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论日本儒学对先王之道的解读

先王之道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解释一直以来子学为主.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则不满这种解释,如获生徂徕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把它的内容解读为先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等制度,这使得先王之道从空洞的道德理想变成了博大的治理天下的方略,从而导致了理学斯文扫地,促进了日本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