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阮籍与魏晋玄学的演变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是促成正始玄学到竹林玄学演变的重要人物。他的贡献在于将王弼的贵无论发展为自然论,将其崇本抑末说发展为玄远放达说。因而在本体学说、社会理论和理想人格方面都大胆地超越了由王弼所营造的正始玄学的界碑。为嵇康“师心以谴论”营造千古的竹林精神作了学术理论上的准备。     

魏晋玄学“贵无”论

世界性的文化交融,“西学东渐”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东学”也正在“西渐”。由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玄学“贵无”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引人注目的魏晋玄学“贵无”理论的产生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必然结果,是魏晋名士思想深邃的表现。文章认为这种深奥的玄学“贵无”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它根植于魏晋社会之中,唯有用这种没有规定性的“贵无”思想武器才能应付动乱的社会现象;所以当时的名士们都持有“贵无”思想。文章还认为玄学“贵无”理论之所以盛极,还在于它渗透于当时名士养生保命、服药治病、人物鉴识乃至文学批评等方面,由此构成富有特色的魏晋风度,使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名士放达之风渊源探略

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渊源可概括为三东汉后期以至曹魏以来用人思想的通达魏晋“反儒慕道”之风与儒学的衰微;少数民族开放通脱文化的影响。这三源在玄学的支撑之下,随着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出现,推动了魏晋名士走上“放达”的道路。     

《肇论》佛教哲理研究

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初入中土的佛教以此为契机而得以迅速传播。富于思辨的般若学在与玄学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异化为玄学化的般若学。享有“解空第一”之美誉的僧肇大师致力于将般若学从玄学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从本体论、认识论、解脱论等哲学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外来佛学从傍依玄学而一跃成为发展玄学、甚至终结了玄学;佛教也因此走上了真正中国化的独立发展道路,并开始反哺中国文化,推动了整个中国哲学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论嵇康的"君子"思想

"君子"一词在嵇康诗文中多次出现,也是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嵇康的"君子"思想,除继承儒家固有传统之外,还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资源,体现了其对正始玄学的继承和对魏晋禅代之际特殊时代背景的思想回应.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魏晋人物审美中的"身体"境遇

汉代人物品鉴,身体尚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魏晋时期,人的身体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在玄学形神观的影响下,"身"成为可以超越和舍弃的有限性存在,因此在竹林文人的身体践行中,他们以"无身"超越了"有身".在竹林士文人这一身体观的影响下,身体在魏晋的人物品藻中又逐渐消失,被虚化为明月清风等自然意象.这一美学变迁,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其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古代的人物画中.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     

魏晋时期道家勃兴、异变之原因初探

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魏晋时期达到鼎盛。物极必反,同时也开始异变。先秦作为道家本生阶段,秦代和汉初则作为次生阶段,魏晋可划分为道家的异化变质阶段。异变是渐进的过程,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外来宗教甚至农民战争等有着密切联系的。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不会一成不变,而每一阶段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并推动其发展。魏晋道家思想体系更加缜密,比本生道家更加丰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统治者儒家思想的枷锁,对后来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人本思想带来深远影响,也带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     

文化哲学的当代追求

文化哲学从产生到今天，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面对当代文化的历史巨变，面对21世纪未来文化的发展，文化哲学日渐显示出它的理论跷力。通过对文化哲学历史背景的考察我们感到文化哲学所拥有的理论准力，是以其所具有的时代性、世界性意义和视野为前提的。文化哲学的未来发展，同样必须以关注现实人类生存、关注时代作为其理论动力。一、文化哲学的时代品格关注时代、追踪时代，这是哲学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①。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就其内容来说，还是就其…     

袁宏的人性论及其玄学史观

东晋袁宏的史学思想在史学史上,可谓别具一格.他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视角审视历史,通过“引玄入史”,将玄学思想带入史学.袁宏注重人性、心性,奉行乱世保身的哲学,这使得他的史学思想中闪耀着人性主义的光辉.同时,他在反思历史兴衰治乱的过程中,走出了玄学虚无的局限,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从而把玄学论题与历史思考结合起来.     

鲁迅与曹植

魏晋时代和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环境极其相似,社会的不稳定孕育了思想上的极度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觉醒。鲁迅立足现实,在对魏晋文化的考察中寻找时代变革的历史渊源,因而,对“人”的生命本体诸多方面的关注受启于魏晋时代文人学士觉醒的思想观念。     

《庄子》文学美成因

作为语言艺术的物化形态,《庄子》的文学成就在先秦散文中是最令人瞩目的。它不仅以精奥独到的哲理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哲学思想史,不仅以虚远自然的处世态度启发了玄学和禅宗,对抗和弥补着儒学和佛学,也不仅以人生苦难的超脱成为中国唯一本土教派——道教神坛上的“南华真经”,而且以醇朴自然的语言,放荡无羁的风格,形象化的寓论,故事化的抒情,尤其是奇幻神异的审美意境,折服了历代优秀的诗人才士。《庄子》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公认、无庸置疑的;《庄子》在哲学、思想、宗教、文化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论

中国哲学的重心由先秦的“天人”“道物”之争<认识论>向魏晋的“有无”“动静”之辩<本体论>的过渡,表现为两汉宇宙论的繁荣,而《淮南子》的宇宙论,则是这一转化过程之开端。作为一种自然哲学,《淮南子》的宇宙论所取的理论形式直接影响了汉代名家宇宙论,反映了两汉哲学的理论特色。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淮南子》的宇宙论把阴阳二气理论和“精气说”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阴阳气化理论之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

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新加坡］王力坚西晋元康年间，郭象注《庄子》，重新兴起了玄学之风。郭象的玄学是以“万有独化”，取代了正始玄学的“以无为本”。正始玄学以“无”为万物（万有）之本，而郭象却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     

王弼易学观辩

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哲学就是生活观

把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生活观,既符合哲学对象和主题的发展逻辑,也贴近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本意,同时也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现今时代意义和人类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实践)作为解读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以"劳动"(实践)为基础阐述了关于人的生活世界、生存矛盾、生活意义等根本问题。     

孔老同构说

我们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必须充分体会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即中国哲学的玄学部分是从人事出发倒挂上去的。其表现就是中国哲学浓重的伦理学特征。其基本思维方式都是看重思想对行为的指导作用。从时间性、空间性和超越性三个维度来看,孔子和老子学说具备义理上的同构性,都是以超越性的无限为先天依据的自律道德,其基本特征都是以人的空间化求得超越性,儒道融和具备一定的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