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统治者对忠义思想的倡导

五代时期，叛乱频仍，局势动荡，民不聊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将相、大臣忠义观念的淡薄缺失，动辄兴兵反叛或引诱异族入犯。为稳定社会，巩固封建统治，五代统治者通过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嘉奖忠义者、严惩反叛者等途径，大力倡扬忠义思想，使忠义思想深入人心。     

五代翰林学士制度述论

五代翰林学士制度基本承袭于唐,但是为了适应复杂动荡的局势,这些制度又有所变化,在选任、迁转、班位、职能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表明肇始于唐的翰林学士制度仍在进一步发展完善之中,学士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职掌越来越广泛,频繁的担任实职,说明翰林学士开始萌生了由内廷官转化为外朝官趋向。     

五代时期的漕运与北方边防

五代时期北方边防与漕运关系密切。各王朝有各自的特色。漕运活动根据边防重心的变化,以重东轻西为特色。五代前期漕运对东北地区的边防发挥了很大支持作用,五代后期在利用漕运支持边防的有关措施的具体实施中,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战略变化。这些变化对后来宋代军事史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这些现象及其所反映的规律性予以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     

论五代时期对契丹的民族政策

五代时期 ,中原封建王朝因分裂、内战而趋于式微 ;北方的契丹族则因统一而走向强大 ,先后征服了其周边众多的民族和部落 ,并频繁出兵南下攻掠。面对契丹的扩张和掳掠 ,中原五代政权分别采取过笼络、防御、反击、“和亲”、挑战以及主动出击等政策     

唐末五代时期禅宗僧人行脚现象探析

唐末五代时期禅宗僧人行脚现象大兴.在禅宗僧人游历、参学的行脚过程中,产生了禅师与学僧,禅师与禅师,学僧与学僧三种关系,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行脚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禅宗特色.     

论五代时期的“不倒翁”冯道

冯道历事四朝十一主,居相位二十多年,被称“不倒翁”,后世多加贬斥。考察史料,其实冯道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处世行为均无可挑剔,而且政绩突出,为当时的社会和百姓做出了重要贡献。冯道生前声誉甚好,死后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主要是受封建正统忠贞观念的影响所致     

五代时期割据政权中道士受宠现象探因

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道教、道士备受冷落;然而,在周边各割据政权中,道教却得到扶持、发展,道士备受礼敬,以致被尊为国师,被统治者视为神圣。道士在五代割据政权中受宠,其原因,一是割据者需要利用道士制造谶语、神话,以神化自身,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二是一些道士斋醮或预言的“应验”,增加了自身的神秘感,使愚昧的统治者确信依靠道士可以求得神灵的保佑和庇护;三是某些道士富有政治眼光和才干,因而成为割据者倚赖的肱股大臣;四是割据统治者多幻想借助道士所炼丹药或获得秘诀而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五是割据之主期望借助名道振兴道教,为其割据统治服务。     

五代、两宋时期词体功能的考察

从五代到南宋近400年,对词体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五代时期词主要被用作宫廷宴会上歌唱赏玩、娱宾遣兴的工具;北宋基本沿袭了五代传统,但也出现了部分新变,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词人提出或实践着"诗词一理"的新见解;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词逐渐被一部分爱国词人用作抒怀言志的载体.     

论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社会影响

清朝统治者重视学习和吸取汉文化 ,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质。在入关以前 ,他们从汉文化中学习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 ,以明朝为鉴 ,健全国家体制 ,并从中寻求统治经验。入主中原后 ,他们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汉文化 ,进一步寻求治国方略。同时为了改变传统的华夷观念 ,他们从传统的汉文化中千方百计为其入承大统寻找历史根据。随着他们汉文化水平的提高 ,不仅树立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威信 ,也淡化了“异族”统治者的形象 ,为其驾驭具有悠久历史、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国创造了条件。清统治者学习并吸取汉文化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 :推动了汉文化的发展 ,提高了满族人的汉文化素质 ,缩小了满汉的民族差别 ,促进了民族融合。     

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崇拜

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崇拜延续了古埃及法老崇拜的传统。同时,又与希腊化时代社会现实和宗教哲学思想发生的巨大转变密切相关。它表现出两个特点：首先,王室女性在统治者崇拜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其次,王室成员与传统的希腊或埃及神灵相结合成为统治者崇拜发展的另一趋势。作为最后一个被罗马吞并的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崇拜对罗马的帝王崇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杨师厚与朱梁王朝之兴衰窥探

唐末五代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又一次大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杨师厚是唐末五代社会巨变中,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后来成为朱梁王朝的股肱之臣。杨师厚对朱梁王朝的兴衰成败和五代十国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他在推动朱梁王朝的建立,稳定朱梁王朝的统治、平定朱梁王朝的叛乱等方面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晚唐五代时对柳宗元的接受及其影响

晚唐、五代是柳宗元接受史上最寂寞的一页。此时的柳宗元作为一个平常的已故文人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可谓知音寥寥。杜牧、司空图的观点和以刘？《旧唐书》为代表的官方史书的复杂态度,均对后世读者对柳宗元的接受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唐、五代时期,各级官府都设有医疗官员,州、县政府中的官员及其家属,都能享受到官方医疗的服务。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学的认识不断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医服药的观念,得病后一般都会设法医治。随着医者数量的增多,医者的医疗技术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他们能满足不同层次百姓的医疗需求。之所以能普遍形成病后就医观念,其原因一是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们的大力推广和提倡有关,二是和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的提高有关。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说明唐、五代时期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杨师厚与唐末五代时期朱梁王朝政局演变窥探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称雄在黄巢起义失败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宦官之乱、朋党之争使光辉灿烂的唐王朝终告崩溃。继之而起的五代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动乱的时代。杨师厚就是唐末五代社会巨变中,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后来成为朱梁王朝的股肱之臣。杨师厚对朱梁王朝的兴衰成败和五代十国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他在推动朱梁王朝的建立,稳定朱梁王朝的统治、平定朱梁王朝的叛乱等方面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对杨师厚在朱梁王朝的兴起、发展、巩固、覆灭过程中的作用等都做了具体分析与探讨,并力图厘清唐末五代之际的历史发展走向及其内在动因。     

五代后妃与政治

五代时期,后（太后、皇后）、妃对政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方面,她们对君主的错误敢于并善于提出异议和批评,对纠正统治者的不良施政有积极的意义;消极方面,一些后、妃性识愚鲁,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利用君主对她们的宠幸而肆无忌惮地干预君主用人行政,甚至越俎代庖,直接插手王朝政治,导致政治败坏,引发军事变乱。五代后妃可以干政并进而造成严重后果,其根源在于封建专政主义政治体制。     

近代史上统治者的心态

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入手,看待中国的问题,笔者认为费正清的看法值得思考。他的思路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中国近代的)“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     

论五代时期的"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羁縻统治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人力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     

近代湖南私立学校办学中的湖湘文化履印

湖南近代私立学校受到湖湘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图变求新的办学理念、经世致用的办学方针、磨血育人的办学精神等。这些特征是湖湘文化的精华所在,是催发并推动湖南近代私立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湖南近代私立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灵魂。     

节俭与奢侈：生活的基本伦理问题

奢侈与节俭,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相生相克地既构成个人生活和劳动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节制的原动力是“为了生活”,呈内敛性质,体现成人的美德;奢侈的原动力是“享受生活”,呈扩张性质,张扬成人的尊严。奢侈与节俭相生相克,必遵从限度生存的法则,形成奢俭适度的辩证法：奢侈逾度,必是恶;节俭逾度,亦是恶。以限度生存为依据,以奢俭适度为准则,建设奢俭适度的道德,必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努力于前,须着眼于奢俭适度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表率;着手后者,公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应以俭朴为原则;大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宜鼓励通过勤劳创富而“足欲”。     

五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存续时间较短,但由于其处于唐宋交替之间,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通过探讨五代时期刑罚制度的变化,进而说明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它对宋代刑罚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