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说徽商

明代凌蒙初所著《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它与冯梦龙所编《喻世通言》、《醒世恒言》代表了明代短篇小说(拟话本)创作的成就，文学史上因之并称为“三言二拍”。     

雄飞馆刊本《英雄谱》与《二刻英雄谱》的区别——《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

一初刻本与二刻本明朝末年,崇祯年间,出现了雄飞馆刊印的《英雄谱》《二刻英雄谱》。所谓“英雄谱”,实即《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两部小说的合刻。它的另一书名,为《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不过,两部小说合刻,其形式不是一前一后,而是一上一下。上层为《水浒传》,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一,下层为《三国志演义》,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二。大家知道,凌濛初的《拍案惊奇》有初刻、二刻之分。《英雄谱》和《拍案惊奇》一样,也有初刻、二刻之分。《拍案惊奇》的初刻和二刻是两部书,篇目基本上不同;《英雄谱》的初刻和二刻则是一部书,回目、正文基本上相同。然而,《拍案惊奇》和《英雄谱》     

论《二刻拍案惊奇》的反封建倾向

“三言”“两拍”自在明代诞生以来,就作为“劝世文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曾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类“劝世”著作,打着维护封建正统的幌子,其间也包含着大量的民主性精华.这里边,《二刻拍案惊奇》曾一度流落日本,而国内却失传,后经王友鲁先生在日本抄回,因而这部珍贵作品就很少为人所了解,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闪光之处就更加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有关《二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二拍》,不包括《初刻拍案惊奇》)的研究文章才陆陆续续相继问世,但数量极小,且专门研究更是微乎其微,研究《二拍》往     

“二拍”刺贪小说产生的背景

在“二拍”中有不少的篇目涉及到贪官污吏,但有意思的是在《初拍》中涉及贪官的篇章仅有两篇,而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这一类篇目多达十多篇,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做出了一些推测。本文以“二拍”创作前后明末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为视角,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农民起义的大规模爆发,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等几个角度来考察《二刻拍案惊奇》中出现大量抨击不法官吏的篇章的原因。     

“不分”解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有句话:“妙观见说到对局。肚子里又怯将起来;想着说到这话,又有些气不分。”章培恒先生《校点说明》云。“‘气不分’不可解。联系上文来看,‘分’当为‘忿’之误。‘气不忿’即气忿,通俗小说中常见。”在卷二正文中,他又把“气不分”改作“气不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按:“气不分”并非不可解。“不分”之语,古人常用。《南史·王僧虔》传:“庾镇西翼书,少时与王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张不分”,意为“不服气”。     

中国古典小说在近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只要我们翻开中国小说史,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就像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样,是在波浪式、不平衡地向前发展的。而中国的古典小说,大致走过了一条马鞍形的道路,虽然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相继产生过像《三国演义》、《水讲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巨著,也产生过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短篇文言小说和以"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扩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的短篇白话小说。但自《儒林外史》、《…     

从"二拍"看拟话本平庸品格的形成

凌蒙初所创作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作为第一部文人独创的拟话本小说集,在白话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殊为独特,它将冯梦龙在"三言"中所探索的对说书语境进行模仿的话本小说叙述方式固定下来,成为其后拟话本作者效仿遵循的套路,但其"取法于中"的局限、程式化的叙事话语、因果报应与宿命的结构模式也造就了拟话本的平庸面目以及它作为通俗文学读本的境界品格: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时过境迁,终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论“二拍”的现实意蕴

初、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下同)的产生时代,是一个打破封闭而步入多元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新旧杂糅、除旧布新的社会结构里,世人的思想观念,也自然难以用传统单一的眼光来审视。作为社会现实反映的文学创作,其内含的复杂多样,正在常理之中。     

“言道的悖论”及其超越——《庄子》话语策略新探

《庄子》一书的动人魅力与过人之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话语方式对“言道的悖论”的成功超越。超越的策略有六:一是揭示语言的工具性本质;二是彰显语言功能的边界;三是对“逻辑—工具性”语言的有限性进行深刻批判;四是采取“三言”笔法进行“诗意言说”;五是运用不断“建构—解构”的表达策略;六是采取“言无言”的话语方式。六大策略不仅使《庄子》成功地超越了“言道的悖论”,而且还摒弃了一切“人言”必然带有的“相对性”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道真言”。     

编校札记船山全书(十一)

<正> 湘西草堂本《老子衍》之年代、版式、文字及镌刻湘西草堂本《老子衍》系船山之子王敔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之一。《书集》现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封面正中镌《王船山先生书集》粗笔大字,两旁镌《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释》《俟解》五书名及“湘西草堂藏板”六字,亦皆阔大。《老子衍》一书情况可简述为以下几点:(1)书中不讳“丘”字。按清雍正三年始诏讳“丘”为“邱”,故知此本确系其前所刻。     

从谢小娥故事的演变看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谢小娥的故事始见于中唐人李公佐的传奇《谢小娥传》.嗣后为公佐同时代人李复言稍加改动收入所撰《续玄怪录》,更名为《尼妙寂》.明代中叶,凌濛初又将它繁衍成拟话本《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收入《初刻拍案惊奇》.从传奇到拟话本,时间共经历了八百余年,而上面的三篇作品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故事在八百余年间流传、演变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把握住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脉络.     

“严陵钓台集”的兴盛与文献价值

从北宋元祐年间开始,明、清各代都有收集严子陵钓台题咏的总集出现.对这些总集的版本进行梳理并探究“严陵钓台集”兴盛的原因,发现主要有三个较显著的因素:一是严子陵钓台题咏之多;二是有一批热心于编辑地方文献的地方官员;三是严州具有良好的刻书条件和刻书传统.“严陵钓台集”是中国地方性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严陵集》为代表的宋代“严陵钓台集”更是较早的地方性总集的代表,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对当下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旧唐书》勘误（五）

《旧唐书》勘误（五）武秀成卷一○《肃宗本纪》“（肃宗）景云二年乙亥生。”（２３９页）按：凡言生日，无有不书月份者，此独云“乙亥生”，其上有脱文甚明。《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云：“景云三（当作“二”）年九月三日，（肃宗）生于东宫之别殿。”卷二九《节日》...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宋玉赋《高唐》《神女》的底蕴

屈、宋并称,自古而然。《文心雕龙·辨骚》即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迫。”同书《时序》则谓:“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刘勰对屈、宋的评价,大致从作品的艺术性着跟。后来,大诗人杜甫更称:“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等。总之,对屈、宋是等量齐观的。 屈赋论著夥矣。现在,我们且从巫文化和性文化视角探研宋玉《高唐》、《神女》二赋。     

戴震与《水经注》

一、戴震早年对《水经注》的研究孔继涵家抄本《水地记》三卷，已尘封了二百多年，现藏北京图书馆，笔者于近年有幸获睹。该书第一卷“河水”，即孔刻《戴氏遗书》中的《水地记》一卷，此为定本。二、三卷“济水”、“淮水”，为稿本，合计一百一十页，四万六千多字，其中三分之一为引自《水经注》的文字。抄本前有孔继涵亲笔书序，曰：“《水地记》乃戴东原先生二十余年前流传之稿底也，鱼门兄题云来定本。……及抄得是本，与东原语及，东原曰：‘是草稿者，不足存也。’遂出其已成之第一卷见付。”“草稿”指“济水”、“淮水”，“已成之…     

《南齐书》考疑(七)

《卷一·高帝纪上》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 (陵 ) (阳 )王抚军参军、建康令 (中华书局 1972年 1月版点校本 ,第 4页 ,下同 )。按 :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 :“张森楷《校勘记》云 :‘终宋世无西陵王 ,“陵”当为“阳” ,各本并讹。’按《宋书·豫章王子尚传》 ,孝建三年 ,年六岁 ,封西阳王 ,大明二年 ,加抚军将军。作‘西阳王’是 ,今据改。”考《宋书·孝武十四王传》 ,孝武帝次子子尚于孝建三年封西阳王 ,迁北中郎将、扬州刺史 ,大明二年加抚军将军。建康为扬州之属县 ,故萧道成乃得以子尚抚军府佐而领建康令。然员外郎与直阁中书…     

何刚德生卒年岁考

何刚德 ,字肖雅 ,号平斋 ,福建闽侯 (今福州市 )人。清末民初政坛及文坛闻人。中光绪二年丙子 (1876 )举人 ,三年连捷成进士 ,历官吏部主事、江西建昌知府、江苏苏州知府。入民国历任江西省内务司长、豫章道尹、代理江西省省长。能诗 ,有《平斋诗存》三卷 (民国十九年刻 )、《续编》三卷 (民国二十年张寿镛刻 )、《再续编》二卷 (民国廿四年张寿镛刻本 )。善文 ,著笔记《平斋家言》 ,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递刻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3年将其中《春明梦录》二卷与《客座偶谈》六卷合成一册影印出版。对于这样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政绩甚优的…     

《花阵绮言》对戏曲、小说的影响——明末清初小说述要之二

《花阵绮言》,书首有“仙隐石公编次”字样。仙隐石公,乃袁中郎宏道;又《花阵绮言题词》一则,亦署“楚人袁宏道题”。查《袁中郎全集》,无此题词,或系坊贾编成,冒名沽利所为。全书共十二集。第一卷,《三奇合传》;第二卷,第三卷,《花神三妙》;第四卷,第五卷,《天缘奇遇》;第六卷,第七卷,《钟情丽集》;第八卷,《娇红双美》;第九卷,第十卷,《金谷怀春》;第十一卷,第十二卷,《觅莲雅集》。此书所辑文字均错综出入于明何大伦本《燕居笔记》和无名氏《绣谷春容》,《国色天香》,《万锦情林》,《风流十种》等书,皆为万历     

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等以“诗、书、礼、乐”并言,《六德》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言,不仅印证了《左传》等记载的可信性,亦印证了《书》经历了一个由以类相随向特指概念转化的历程,相关出土文献的写成时代恰处在这一转化的关键点上。《缁衣》等以篇名而不以类概念称说《书》,说明《书》篇命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书》概念的转化及《书》篇命名的普遍化在论证孔、孟编次过《书》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