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生存状态与风险应对

"花儿"起源于明清年间,在乡土社会条件下数百年来循序渐进地自然传延发展。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乡土社会原有的基础和秩序被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所瓦解,花儿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改变,花儿传唱群体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发生解体,花儿自此失去了固有的传承载体,在枯萎和变异中呈现出传承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对,首先要做好现存原始音像资料的保护,以防止文化"记忆"出现中断。最好的保护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的保存,最终要从培养花儿传承人入手,重构花儿传唱群体,才有可能复活花儿的活态传承,继承和弘扬花儿文化。     

“花儿”文献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

"花儿"是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积淀和创造的文化艺术结晶。中国"花儿"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献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面临重要任务,加强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因此,仅靠花儿专家、学者和民间歌手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地方政府和全社会力量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构建科学完整、全面翔实的"花儿"文化体系,体现"花儿"文化的传播价值和传承价值,同时,探讨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有序化发展,为其"花儿"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弘扬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言。     

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区KPT村为个案

文章从微观层面剖析文化生态,对洮岷花儿中“阿欧怜儿”曲令及其文化内涵所生存的文化空间、政府主导的基层实践现状予以了细描。洮岷地区唱花儿、听花儿、聊花儿的文化现象,实为当地的一种口头传统与生活方式,其源出于本土文化生态。断此,传承的文化活水便会成为无源之死水一潭。故“非遗”保护必赖其文化生态组成的文化空间之保护;“主导”作用需到位,不缺位,更不可越位。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试论“花儿茶园”与花儿的传承

“花儿茶园”是近年来在青海各地兴起的融花儿和饮茶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为花儿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花儿茶园”在培育花儿歌手、满足城乡群众对花儿的需求、弘扬和传承花儿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河州“花儿”中蕴含的自然美

"花儿"作为一种以歌咏爱情为主的民歌形式,在长期的创作与传承中,不断将民众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深厚的思想情感化入其中,因而蕴含了丰富的美.文章对河州"花儿"的自然美作了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民族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与对策浅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强区建设为例

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广西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面临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民族同化三大挑战。应积极应对,因势利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之浪推筑民族文化之巢;以改革开放之力强促民族文化创新;以民族同化之势力促民族文化共同繁荣;以法制的形式确保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狠抓人才保护培养,把握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之关键;大力推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努力造就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生态环境。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花儿”起兴考察

基于比较诗学的视域,参用诗之起兴句的研究成果,考察了西北地区"花儿"中起兴的实质。发现"花儿"中的起兴实质包括3层含义:由"兴"的本义"托事于物","引譬连类"征知"花儿"之"兴"的实质,是由自然景物的某种特征而触发歌者心中的特定期待,因而发声为歌;由"兴"之本义演唱仪式的自然节奏唤起"花儿"歌者的情绪律动,使演唱气氛达到浑然醉境;而情趣与意象契合无间的经典"花儿"的形成,则标志着"花儿"比兴艺术的成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守望民族的精神家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调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族、苗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成效显著,但是,湘西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只有真正努力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才能上一个新台阶,也才能真正守护住民族的精神家园.     

《人间世》中的艰难与应对

在《人间世》中,庄子道出了世事的三种典型艰难,即止恶之难、行事之难与守中之难,虽然充满无奈和痛苦,但他以内心合"道"力量将之化解,其应对之策具体表现为"心斋"之策、"游心"之策与"就和"之策。庄子对人内在力量的肯定和探求,为身处困境之人提出了新的视角,无为而无不为的深刻意蕴是人存在的有效价值。     

论西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文化传承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更是面临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特色,改进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在新的形势下,只有加强保护、不断创新、协调发展、保持特色,传统的少数民族音乐才能跻身世界各民族艺术之林,永葆艺术活力与生机。     

花儿与“藏风”

对花儿中的“藏风”(即藏族的风味),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认为“花儿乃是汉语、回调、藏风的优美的民间文学。”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花儿的文章中,也有人提及,但一直处在“表象阶段”。有关“藏风”与花儿的流变基因、音调的称谓、词曲的异同等诸多的问题,还没有开展深入的研究,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补偿与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思考

不同的区域生态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四川民族地域优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民族医药文化。然而,对四川民族流域地区的资源开发,不仅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使民族流域医药文化受到重创。借鉴国外生态补偿的经验,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是解决好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平衡,保护与传承当地民族医药文化的根本之道。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以认识民族医药文化价值为基础,以重塑西川药山为起点,以医药文化教育、交流等为指向,才能使民族医药文化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发展。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以具有丰富多样、开放兼容、跨国跨境以及和谐共存等特色的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例证,提出坚持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为主导、辅之以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等模式,并强调应重视实践层面的探究以及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民族文化事业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突出培育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方面.但在当前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讨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树立一种保护与传承本身就是根本目的的"本体论"观念,这样才有望真正探索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与传承保护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精神调剂、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生态维护、规范社会伦理道德、促进经济发展等社会功能。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保护与传承意识淡化,政府引导力度不够,传承保护缺乏整体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内涵连动措施缺失等问题,有必要采取活态保护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其保护与传承的内生动力,构建侗族"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高效机制,建构立体的法律保护屏障,建设侗族"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有效措施。     

论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与应对

众多案例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经能媲美人类创作的作品,成为具备独创性的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相关的神经网络算法之设计、学习数据之筛选最终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性劳动,人工智能作品是对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有益补充与丰富,是创作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成果,应当对人工智能作品予以著作权法层面上的保护。对于人工智能作品的具体保护,应参考电影制片人模式,将著作权赋予投资者;作品价值应交给市场评判,同时基于作品的来源难以区分的考虑,应对人工智能作品赋予与一般作品同等的权利保护期限。     

让“大教堂”携手“大集市”——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众包模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八字工作原则。经过多年实践,"政府主导"的行政保护机制已取得较好成效,而"社会参与"却明显不足,我国非遗保护仍面临诸多难题。为激励社会参与,本文建议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上发展建立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众包"模式,即在政府驱动的"从上而下"的引导与管理的前提下,发展网民参与的、"从下而上"的传承与保护模式,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大集市"效应。     

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初稿首次引入"法律责任"章节,初步展现通过法律责任机制设计引入国家强制力保障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及行动实现的愿景。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责任设计应当针对气候变化法的特质——软法条款与硬法条款共存,立足于已有法律的拓展与提升,兼具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相互影响的向度,利益保护与利益促进目标并重,以环境伦理为基础确认了生态市场经济的正当性,量体裁衣地构建富有规制实效的机制。明确在气候变化应对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具有必要性,法律责任的设计应整体定位于综合、协调与创新,法律责任的形象应为带着镣铐舞蹈,法律责任的价值功能应为惩罚、补偿与引导并重,法律责任的规制强度应为宽严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