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政治思维的角色转换——以西方马基雅维利研究为参照

马基雅维利与先秦法家诸子,都以“政治家”立场提出各种应对政治生活复杂情况的谏言,公开了人类政治的非道德特质,从而陷入双重困境：伦理困境以及自我实现困境。中国学者对法家的研究,缺乏西方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研究那样的理论深度。借助西方学界马基雅维利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法家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方法与理论借鉴。马基雅维利与法家诸子的历史命运,给后世同情理解他们学说的“学者”带来困扰,同时也带来一种角色转换的契机。“学者”立场的法家政治思维,侧重思考政治的本质并寻求法家遗产的积极功能,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法家研究的角色转换,意味着将法家学说阐述的道理视为人类政治的固有特性,在深刻洞察人类政治本质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     

在个人自由与公共义务之间——评斯金纳的工具共和主义

斯金纳早期著作中批判了持消极自由观的当代理论家,并试图发掘出替代性的共和主义传统.但他的共和主义自由理论存在着缺陷,而且他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理论与其他消极自由理论之间的区别.     

寻找失落的革命精神:古典共和主义的理路——读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与目的论历史哲学家不同,阿伦特将革命视为一种具有"开端启新"潜质的断片的历史现象,因而乐于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揭示被历史必然性遮蔽的革命精神,表达自己所服膺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观照之下,阿伦特看到,由于社会问题介入革命进程,致使法国大革命偏离了其最初的自由立宪政治目标,也使人们对现代革命(包括美国革命)的理解,陷入历史必然性的窠臼.同样地,也正是社会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介入,革命者就用具有绝对主义特质的人民原则代替分权制衡的共和原则,致使革命以自由立宪始,以君主复辟以及政体的反复更迭终.而美国革命则"幸运地"遵循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实现了自由立宪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革命后遗落了共和政治所需的广泛的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之真谛的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因此失去了依托,属于社会领域的私人幸福取代了公共精神,最终也失落了革命精神.     

自由、权利与美德——桑德尔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政治哲学谱系中公民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作为共享自治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美德"等。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与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绽放"和实现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因而它对自由、权利与美德的理解赋予了更自觉的道德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表现出更明确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公民共和主义依然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中而产生的相关价值难题与可行性局限。     

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

行动概念被阿伦特赋予了独有的政治内涵,属于其理论的核心范畴。行动是一种前哲学的政治,是对传统哲学生活的反叛,它力图回到苏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通过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但事实上,行动的政治概念面临一系列困境,成为阿伦特行动概念获得实现的桎梏,这是我们在反思其行动概念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超越自在: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特色或许就是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在阿伦特看来,自由并非是人天然存在的某种本质,而是、也只能是政治自由,离开政治以及政治实践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而离开自由的政治也不是真正的政治。从生活必需品和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过程只是解放,而非自由。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仅不能停留在物质解放的层次,而且必须以实践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也就是说,自由只存在于行动和言说领域,而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所谓主观自由、内在自由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安全、舒适、富足,恰恰相反,它需要付出勇气、代价,收获的则是尊严和光荣。     

假象、空无与断裂——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的文本学解读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立足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概念,意识形态是虚假的但又是永恒的.根据该理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进行解释:<君主论>实际上是新君主论,是从君主空无之处产生的,如同马克思从劳动商品空无处产生出劳动力商品,这是与意识形态相决裂;又由于意识形态是无意识,是人民生活的条件,抛弃了意识形态政治幻想的新君主,只能从人民的意识形态出发,所以必须具有狐狸般地狡猾与狮子般地凶狠的政治德行.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论杜威政治哲学的归属定位问题

杜威在政治观点上是属于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阵营,当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绝大多数学者,即使是很多西方学者,均把其划到社群主义阵营.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来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西方政治哲学信仰的主流.从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内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来看,杜威政治思想在形式上可以被划归社群主义阵营,但把其定性在自由主义阵营似乎更符合其理论的最终价值取向.     

自由主体与双重超越:安德烈·高兹的政治生态学

安德烈·高兹是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左翼理论家之一。他从萨特的道德哲学起步,深受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理论始终体现着个人中心主义的色彩。在经历了法国学生运动以及西欧新社会运动的洗礼后,他开始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譬如生态问题、女性主义、种族问题,以及与社会批判理论相关的消费社会批判、对增长的反思等,都成为高兹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在新社会运动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影响下,高兹重新反思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消费社会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定位。总之,在理论的转向过程中,高兹展现了独特的创造力与批判力。政治生态学,是高兹在理论转型初期提出来的重要命题,浓缩了这一时期高兹几乎全部的理论关怀。     

马克思论意识形态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之关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个人意识发展史、人类意识发展史和意识形态三者统一为一门学问,对意识形态学说有着积极影响。马克思于1842年创立德文＂意识形态＂概念,但同时通过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张扬了人的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而不是定位于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强调的不再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是被控制着的意识形态生产。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内部有了深化的认识,开始对精神生产作出内部区分：一部分是直接反映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是更能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即＂最高的精神生产＂。弄清楚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构成,有助于发展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文化。     

程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商议民主包含了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制度化的商谈机制,一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其中得到表达.为此,商谈的程序必须按照论辩的逻辑来制定.制度化的商谈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发现问题则要依靠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非制度化的商谈还是一切制度和法规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非制度化的商谈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存在着交流赖以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是要调节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从而使公共领域的自由交流得以进行.     

论牟宗三的自由观及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自由"是西方哲学和政治传统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现代性精神"的重要支柱.牟宗三消化和改造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其自由观体现在由体达用的三个层面:"自由无限心"、"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较之于儒家传统,"政治自由"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其哲学的现代性意蕴.     

大学精神的社会根基:政治与经济之纬

大学精神的培育需要制度环境的革新。民主政治是立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制度设计,能与大学发展和谐共生;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不仅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相容性,而且为大学发展带来了实质性转机,对大学起到价值导向与价值实现的根本作用。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能够实现制度与精神的和谐统一。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民主意蕴.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其具有促使统治合法化的政治功能,从而决定了公共领域是民主的生成场所.哈贝马斯正是立足于此,提出其民主理论的新范式--话语民主,对以往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构成超越,并成为其日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最重要的理想目标.     

法作为国家建构之基的近代萌发——马基雅维里与博丹的法与国家思想及其影响

处在十六世纪历史拐点的欧洲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和让·博丹,在各自阐述其经典理论中,都表现出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的矛盾和迷茫。而两者始终坚持法权对之于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无疑受着源自古代的自然法理论的影响。马基雅维里和博丹对人性、国家与法的关系思考,开启了讨论近代国家理论的道路,闪烁着思想萌发的光芒。     

“自由”与“孤独”——论弗洛姆“自由”概念的双重维度及其局限性

"自由"是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借助"自由"概念,弗洛姆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学说的结合,即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弗洛姆赋予"自由"概念的这种"纽带"功能,是该概念涵有社会理论与精神分析学的双重维度",自由"既是伦理学、政治学中人的本质和权利,又是精神分析学中人的心理"孤独"。在弗洛姆的理论中,"自由"概念的显性是心理学的,但同时又潜含着社会理论的价值蕴意,由于这两个维度的意涵之间缺乏明确的厘定和界说,而使得弗洛姆从"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自由"有明显的理想性和局限性。     

政党行为与公民行为的双重建构:论政治行为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可以概括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方面.政治行为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它一方面是对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意识,完善了政治制度.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和关键环节.同时,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水平也对政治行为文明有深刻影响.因此,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构建政党行为文明,是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两条基本路径.     

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犹太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及其实践意蕴

当代英国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反思理论涵盖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再到流动现代性的辩证逻辑,通过作为复杂幸事的解放、对自由的向往与迷惘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清算等加以展开.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理论家的立场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进行深入剖析,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建设精神家园、克服精神生活的物化和虚无主义困境,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中国政治发展的文化资源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政治文化建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促进政府廉洁和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培育以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主体意识,开发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培育以妥协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理性精神,增强中国政治发展的平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