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清末景德镇浅绛彩文人瓷画兴起根由探析

元代黄公望的浅绛彩画不是促使浅绛彩瓷兴起的根本原因.黄公望等元代文人画家逸笔聊写胸中逸气的艺术精神经过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家的演变后,逸气已经消解,逸笔也嬗变成为引书入画,尤其是清中后期经过金石学风的催化,更进一步将明末清初文人画家倡导的引书入画嬗变成为写意笔法画,即“写画”.这使得文人画与画工画在创作理念、表现形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趋同,这是浅绛彩文人瓷画兴起的根本原因.     

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把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神仙世界: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家园

中国传统道教对很大一部分古代文人产生过重要影响,道教理论家所建构的“神仙世界”曾深入他们的精神领域,成为诗意栖居之家园。“神仙世界”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人诗意的家园,很大程度上是由道教理论家所创造的“神仙世界”本身内容所决定的。道教理论家关于神仙实存的论证,神仙对于人生的巨大救赎功能,“神仙世界”物质充盈、自然环境优美等等因素,契合古代文人的精神需求,从而将之视为诗意栖居之家园。历代帝王热衷于访道求仙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氛围,是促使文人将“神仙世界”视为诗意栖居家园的重要动因。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印人:从工匠到文人——明末清初印人身份的变迁及其背景初探

明代中后期,印章发展更加迅速,印人身份也越来越得到文人的认可,文人也不断参与到印章的艺术实践中,印人和文人的身份也不断处于游离的状态中.在以文人为主导趣味的苏州和南京的文化环境中,印人的文化品味不断提高,印人和文人的来往密切,印材变革和功能变化也使得印章的"文人品味"成为可能.本文以何震为例,指出其频繁来往于文人圈中而...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风微烟淡雨萧然─—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偏向优美，这在以四季为题材的诗文中多有体现．究其原因，首先是传统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使然，也是道家和禅宗思想的产物。     

隐逸之趣与平淡之美——解析中国文人画家的审美取向

文人的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对中国画风格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人深厚的学养与性情是文人绘画形成的起因,文人的处世哲学不同程度的作用于文人的绘画理论与实践;文人的归隐行为成为其绘画平淡阴柔风格产生的客观条件;文人绘画作品阴柔之美与传统“道”的理论中虚实、阴阳互动的客观原理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虚实互动的阴阳观直接影响了文人绘画的审美取向。     

唐宋文人对《黄庭经》的接受

《黄庭经》是一部在唐宋文人中广泛流传的道教经典.中唐以前,该经主要以临摹法帖形式在文人书法家中传播.此后,《黄庭经》得到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接受.他们不仅诵读、抄写、注解《黄庭经》,借鉴其养生思想和炼养方法,心态受其濡染;而且采撷其中语汇和“黄庭换鹅”故事作诗歌典故,诗歌的内容和体式等方面也带有《黄庭经》印痕.唐宋诗歌“当句有对”句法的源头可上溯至《黄庭经》.     

广泛地汲取自觉地创新——建安后期文人用典的总体特征

我国古代文人创作中用典之风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建安则是该期文人用典风气开始走向新变的发端.与前代相比,建安后期文人作品中的用典,呈现出广泛性、创新性和自觉性的特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凭借古书获得巨大功效且为以后文人创作奠定范式的乃是建安时代的文人们,尤其是在确立借古书抒情达意之文学创作范式方面更是如此.     

日记视域下的“顾黄王”并称与船山学的发生

船山学的发生与“顾黄王”并称密切相关。近代文人日记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问题。“顾黄王”并称是很重要的近代思想史问题,而近代是一个思想动荡、文化转型的时代,“顾黄王”并称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顾黄”“顾王”“黄王”三种并称依次出现而又相互交织,直到“顾黄王”形成,“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合称才最终完成。顾、黄都处于江南,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很快形成了“并称”。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王夫之思想大放异彩,“顾王”并称成了主流,“清初三大思想家”的称谓也逐渐形成,船山学也自然被建构起来。可以说,船山学的发生是在“顾黄”并称与“顾王”并称之争议中形成的。     

中国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 ,文人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本文通过对文人书画、文人诗、文人音乐等文人艺术样式的深入分析 ,归纳出了中国文人艺术与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比较之下的一些独特而突出的形态特征 :布局上倾向于“疏简” ,色彩上倾向于“素淡” ,技法上倾向于“生拙” ,表现上倾向于“含蓄” ,趣味上倾向于“天然”。     

论宋代文人词学观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宋代文人词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曲子词的发展相适应的。但由于词史发展的特殊性，宋人的词学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如诗化与词化、典雅与俗艳、抒情与言志、自然与雕琢等一些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力量的彼此消长中，宋代文人的词学观才走向成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词从近乎缠令的游戏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抒情言志的“美文”。     

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

明清话本的作者是文人,读者主要是市民,文人作家与市民读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话本的创作.文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对话本的功能、题材、体制、语言进行改造,市民则通过购买行为要求话本创作适应自己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唐诗“寻访不遇”主题的审美探析

“寻访不遇”是《全唐诗》中一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学主题。“寻访不遇”,不仅是诗人的一种个人生活遭遇,也是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审美情趣的展现。寻踪《全唐诗》中蕴含“寻访不遇”主题的诗歌文本,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文人这种普遍的“不遇”生存困境,也可以深入探析文人内心世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     

从唐代祭礼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与文学选择

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大型祀典更是国家政治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文人借以显露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有唐一代,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风气的不同,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文人随之经历了以国家祭礼歌颂升平、到整饬政弊,最后信奉民间祠祀这样一个由豁达进取、用世务实,逐渐内向感伤迷茫的心态变化过程,相应地,有关祭祀文学勾勒出由赋颂铺排到议论政弊,再到抒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唐代祭礼的变迁折射了唐代文人心态与文体选择的变化.     

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虚静

中国书法作为艺术品,是由于中国古代“诗性思维”决定的书写模式与中国古代思维结构与心理结构相契合的结果。书如其人、字如其人,表明书法是作为人生境界的一种修炼途径被历代书法文人所传承的。因此,作为个体修炼最高境界的虚静,便成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