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思》《思美人》看《离骚》求女的喻意

文章论证了二《思》的创作时间与《离骚》相距不远，且二《思》早于《离骚》。“思美人”与“求女”实际上是同一意象体系，两者的喻意应是相同的。从取喻缘起，所求对象和结果三个方面看，二《思》所思的“美人”均喻指君王。因此，与二《思》内容紧密相联的《离骚》中“求女”的喻意，理应紧承“思美人”的喻意，即喻为求合于君，而非“求贤”或其他。     

浅谈“占卜”与“降神”

从文学的角度探讨《离骚》中两个问题:一、“灵氛占卜”一节中第一个“曰”的主语;二、“巫咸降神”一节的主旨是劝走还是劝留。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巾舞歌辞》研究方法辨析

《巾舞歌辞》的文辞自东晋以来即不复可辨,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其中逯钦立、杨公骥二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逯钦立先生以道曲曲谱为破解《巾舞歌辞》的模本,将“声曲折”与道曲之谱相联系,以析出《巾舞歌辞》中的声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释读.杨公骥先生以提取“标记动作的记号”为基本出发点,不仅区分了主要唱词和衬字,更指明了《巾舞歌辞》所包含的“舞蹈动作”、“舞台提示字”和“角色标识字”等成分.逯钦立与杨公骥先生《巾舞歌辞》校本的差异,及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出各自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方法上来说,逯钦立先生没有认识到,《巾舞歌辞》中除唱词和声字外,还包含有标示舞蹈动作的科范字等其他成分.杨公骥先生校本中校为科范字和其他舞台指示字的内容,在逯钦立先生校本中被作唱词或声字处理,这是造成逯校文本句读不通的根本原因.由于《巾舞歌辞》是戏剧科议本而非单纯的曲唱本,所以仅仅剔出其声字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何以言《诗》——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绘事后素”新释与经典诠释再思

对《论语》“绘事后素”进行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梳理,认为“绘事后素”的理解应包含子夏对《诗》的征引的内文本、《论语》中的对话文本、儒家诠释文本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内蕴着轴心时代所面临的“原生”传统、轴心时代所“创生”的文化传统与“生生”不息的经典传统三种传统。以“绘事后素”为例,由《诗》这一经典出发,可以引发出对艺术之诗、真理之思与经典如何与生命共在的哲学诠释学再思。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异释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语出《论语·微子篇》:“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注家一般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丈人斥责孔丘好逸恶劳。这种解释是不大妥当的。其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语为褒义而非贬义。关键在于其中的两个“不”字。人们大都认为这两个“不”字均为否定词,其实不然,它们均属于语气词。“不”字作语气词的现象不仅在《论语》中有,而且在《诗经》、《易经》、《左传》等书中也屡见不鲜。正如清代训诂学家俞樾说的那样:“古人有用‘不’字作语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作者之旨大谬矣”(见《古书疑义举例》)。“四体不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汉魏六朝文献中的“传曰”

“传曰”常见于汉魏六朝文献,根据其作用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引用古代文献,为论述说理提供经典依据;二是引出对相关文献的解释;三是表示“传言”、“传说”等意义.引用经典类“传曰”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六艺的注释文献,体现了汉魏六朝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注释类“传曰”的形成带有早期文献编纂的特色,即经传混合;传说类“传曰”引用材料多为诸子文献,表明这些文献已经转化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基本文献资源.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曰”,体现了古文献衍生聚合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典文献资源的形成过程.     

反切与陈澧的反切系联法

反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经典释文》用“反”,《广韵》用“切”,都是拼音的意思。后代遂把这种注音方法名之曰“反切”。反切是用两个汉字作标音符号,来给一个汉字注音。上字定声,下字定韵与调。这种方法在古代是比较科学、比较先进的。正是靠了这些反切,人们才能准确地了解《广韵》所收各字的读法。因此,古人留下的这份丰富的反切遗产,就成为人们探讨古代音韵的宝藏。     

《群魔》的反恐怖主义意义和它不该被删的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深刻地揭露了打着社会主义和“国际”幌子的恐怖分子。这些人之所以会走火入魔 ,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是由于接受了恐怖组织蛊惑人心的宣传。《群魔》中《在吉洪那里》一章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作品结构方面都十分重要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俄文本中长期被删除 ,我国至今未见其译文。     

李白《静夜思》研究综述

李白的《静夜思》,只有四句二十字,而且语言浅显,然而诗的作年作地、文本的优劣和诗中“床”、“疑”的解释,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观点,并且长期争论不休。作年有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十九年、天宝六年至八年等说;作地有安陆、扬州、金陵等说;文本有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和明代李攀龙《唐诗选》的优劣之争;“床”有“睡床”、“坐具”、“井床”三种不同解释,分析诗歌意境以及李白其他诗中对“床”的描写,应解释为“睡床”为当;“疑”,有释为“怀疑”、“疑心”的,根据李白及其他唐人诗中对“疑”的运用,当作“似”、“如”讲。     

释《诗经》和《楚辞》中的“爰”

“爱”在先秦典籍中,只见于《诗经》、《楚辞·天问》及《尚书》,其他经传及子书均不用。本文考察《诗经》和《天问》中出现“爱”字的诗句,归纳其用法规律,并据此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训释。“爱”在《诗经》中的第一个用法是疑问副词。《鄘风·桑中》:“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四句诗一问一答,“爱”之为疑问副词甚明。郑《笺》以“于何”释“爱”,至为确诂。《邶风·凯风》:“爱有寒泉?在浚之下。”旧解释“爱”为“曰”为“聿”(如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试论《毛诗序》研究的文学化倾向

《毛诗序》的研究本来应该是经学与文学的融合,但在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却走上了重“经”而忽“文”的方向。从《毛诗序》文本本体来看,《毛诗序》研究实际上具有文学化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对“情”、“志”的重视上,也表现在注重形式技巧上。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什么是传统?这似乎是一个人人皆知、个个皆晓的问题,但细究其义,则恐不然。 “传统”,从词意角度看,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曰:“汉儒最重师传”,犹前人传后人,代代相传。 “统,继也。” 因而,传统有世代相继之义。佛教有衣钵相传的“法统”,儒家有圣贤相传的“道统”,都与“传统”意义相关。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经》的生态伦理思想新探

《道德经》作为道家学派的元典,有十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按照通行本《道德经》,结合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汉墓帛本《道德经》阐述了《道德经》生态伦理思想的三个方面,即“道法自然”的生态平等观、“天网恢恢”的生态整体观和“知常曰明”的生态保护观。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