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贵创·博证·致用——读杨虹《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

杨虹的新著《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有三：“一日贵创”,“二日博证”,“三日致用”,诚乃的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人云亦云之作实为学术垃圾。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日：“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综观杨虹的《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无不切合梁氏之论,其是一部观点新颖、论证缜密、切合时代脉搏的学术著作。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坚,立宪派领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这种政治活动家兼学者的双重身分,使他对我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梁氏思想是复杂、矛盾而多变,往往不容易把握其中心。本文拟通过梁氏对中国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就是主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了解他对近代思想解放潮流所持的看法,从而探索他在这个时代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研究梁氏思想的一个侧面。     

钱钟书与清学

大学者大艺术家尽管有超越前人的地方,但用历史的观点看,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恩泽。对于钱钟书来说,我认为有必要将他的研究特色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概念,为梁启超所提出。据梁氏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①梁启超这个划分,颇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是他说“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却未免有一点轻率。大凡一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学术传统,很少会在仅仅“十来年”间就“结束”了。而且梁启超也是这段历史中     

梁启超的广东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梁启超对广东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他往往以广东为中国的个案或缩影，在此基础上发展建立其理论学说。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所崇敬的陈献章、陈澧等乡贤大学，广泛关注广东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其佛教海路传入、袁崇焕等研究都是近代学术史上开创性的成果。梁启超从感情上、学理上充分肯定和殷殷期许广东和广东文化，以之为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组成，自尊、自信而不自外，自觉承担起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责任。其相关论述与他的爱国救国心、国家民族观念、全球视野密不可分，也是梁氏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欧游心影录》一书 ,以往论者多据以批评梁启超的文化保守思想 ,这种贬责实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梁氏于一战刚刚结束后游欧 ,固然看到大战的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危机 ,但是 ,他更通过对欧洲社会的亲身考察 ,深刻认识到欧洲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和“个性发展” ,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故其结论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 ,另一方面要大力学习西方的进步文化。此书的思想价值所在 ,即表明梁氏晚年对中西文化问题达到自觉的认识。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本文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全面探讨其文化主张。作者认为,梁氏强调“尽性主义”和思想解放,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所强调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的尽性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他用时代的眼光,看清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大趋势,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意见,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是大体一致的。过去将《欧游心影录》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宣示,把梁启超认作五四后保守主义营垒的人,是很不正确的。之所以存此误解,除政治原因外,主要是读书不求甚解,对梁氏这一时期思想著述的全貌缺乏全面了解所致。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辛亥前后思想变化的实质与表象

<正>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素以“善变”而知名。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潮流,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就连梁启超本人亦往往“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嘲,弦外之意,肯定现在,否定既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多次变化这一奇特现象缺乏深切理解,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透过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回应这一短暂的瞬间,力图揭示梁启超“善变”的真实心迹及真正原因。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素以“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多变性格见称于世。然而,透过梁启超这一“不易捉摸”的性格因素,人们不难发现其潜意识或思想深处仍然隐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据笔者考察,新民之道堪称梁启超多变反复的一生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民理论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民理论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往的论者或以它是抵制革命的反动理论而不屑一顾,或充分肯定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思想作出具体详实的研究。笔者认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孕育新民理论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文化重视“人的自由”和强调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的传统;其二,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高瑞泉本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又退人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梁启超与袁崇焕研究

本世纪初最早以近代学术方法研究袁督师,从而在袁崇焕研究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问家梁启超.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县是南宋朝廷抵抗元兵,作最后一战之地.他在孩提时代就从祖父的讲述中了解亡宋、亡明史事.其《三十自述》载:“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論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黄遵宪(1848—1905)是我国近代的著名詩人,曾經被改良派首領梁启超作为“詩界革命”的旗帜大加推崇。以后之論黄遵宪詩歌者,往往不能尽脫梁氏論点的窠臼;不仅对黄遵宪的詩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評价,而且对黄遵宪詩歌中那些适应改良主义反动政治要求的东西也大加贊美。因此,对于黄遵宪的詩歌創作实有加以重新估价的必要。     

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和文德--论《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后期著作,影响深远.梁氏所言,虽是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但也包含着治学为文的一般原则.他理想的学者生存状态是为学问而学问,我们从梁启超的论述中还可以具体地将传统学者的生存状态归纳为家学、科举、为官养士、课徒等.     

试论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及其特点

梁启超的历史哲学是中国天演哲学思潮的必然演绎。其“变论”的历史观、力主群术反对独术的“群论”、以“新民”为基础的“民论”以及历史进化的“动因说”是梁氏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历史发展中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承认革命突变对社会历史进化的作用和辩证的历史进化观点等是梁启超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