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国论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他的爱国论与政治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激情、创意与启迪。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惟如是,他的许多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观点至今仍不失现实的意义。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及其学术评价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与钱穆对清代学术不同认识之初探

梁启超、钱穆两人由于人生经历、成书时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导致了他们对明清学术与思想的看法出现差异。这种学术看法的差异及学术创新精神,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历史学习、研究的入门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现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试论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及人格风范

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风范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前学界有诸多不良现象,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我们要采取积极对策,提升知识分子的品格风范。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试论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及其特点

梁启超的历史哲学是中国天演哲学思潮的必然演绎。其“变论”的历史观、力主群术反对独术的“群论”、以“新民”为基础的“民论”以及历史进化的“动因说”是梁氏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历史发展中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承认革命突变对社会历史进化的作用和辩证的历史进化观点等是梁启超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     

梁启超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困惑

历史发展有无规律 ?这一直是历史哲学中颇具争议性的问题。作为历史学家 ,梁启超试图求解 ,但也有许多困惑。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理想信念的历史风范分析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用鲜血和生命去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为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确立和扩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推动和示范作用.他们坚信马列主义与群众观念相结合的理想信念;在祖国危难时刻,坚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坚定完成在革命的每个阶段确立的具体目标,始终坚持将高远志向与具体目标相结合的理想信念;坚信心系祖国和胸怀世界相结合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的理想信念促进当时民族意识的觉醒,引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列主义的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理想信念的历史风范分析,不仅有助于对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教育,而且还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     

旧学商量加邃密——记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之间的学术论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陈垣关于唐代高僧玄奘年岁及出游年份的论辩,陈垣、胡适关于佛教<四十二章经>翻译年代的争辩,王国维、陈垣关于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考证,他们以严谨学风、求是精神和缜密方法,将学术研究推向高峰.这些学术大师商榷学术,相互尊重,友谊比赛,不仅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同时又是当今学人治学的榜样和典范,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及当代学术、学风建设关系重大.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的广东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梁启超对广东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他往往以广东为中国的个案或缩影,在此基础上发展建立其理论学说。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所崇敬的陈献章、陈澧等乡贤大学,广泛关注广东历史、地理、民族、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其佛教海路传入、袁崇焕等研究都是近代学术史上开创性的成果。梁启超从感情上、学理上充分肯定和殷殷期许广东和广东文化,以之为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组成,自尊、自信而不自外,自觉承担起对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责任。其相关论述与他的爱国救国心、国家民族观念、全球视野密不可分,也是梁氏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吾先哲”精神的卫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学术独立之先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作为梁启超第一本综合评述中国学术思想著作,无论在体例、著述形式、写作模式方面均为彼时独特之创作。该本小著作虽系未完成之作,却打开了一扇关于“吾先哲”精神的独立之窗,其中隐隐透露梁氏学术独立之发端。旧书新读,不但在于回溯过往思想经典,更在于提取学术思想独立之源。     

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