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与反思——《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关键课题

所谓资本逻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内在统一,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揭示了资本逻辑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系统阐述了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社会和自然界限.资本逻辑内在地指向了资本的自我扬弃与内在超越,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逻辑是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哲学意义及其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颠倒”的辩证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与超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全面的反思与批判。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超越,经历了哲学立场的“主谓颠倒”即倒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市民社会思维方式的“改造”即拨正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范畴与现实的关系;现实社会结构的“翻转”即颠倒了黑格尔资本逻辑背后“颠倒”的世界结构等三个阶段。经过哲学立场、经济学方法与资本逻辑结构的“颠倒性”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超越。这种不断超越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不断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思想内在价值与局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不断走向科学与成熟的过程。     

资本积累的限制在哪里?

资本剩余价值的创造条件与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即需求不足和相对生产过剩的问题,并没有使资本衰亡.任何对资本的界限都表现为必须超越的限制,“有限物没有在消灭中消灭;它首先只是变成了另一有限物,后者义同样消灭而过渡为另一有限物,如此等等以至无限.”[1]72资本似乎就是这样,可以不断超越限制而自行发展,那么是什么让资本具有这种不断超越界限的能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显然并不是指资本会疲倦,衰老而消亡.那么资本无法超越的限制在哪里呢?     

超越资本逻辑的可能性维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几乎完全被资本逻辑所统治。但是这种资本逻辑自身存在着各种矛盾和界限,这使得超越资本逻辑成为必要和可能。黑格尔做出了超越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分裂和对立的尝试,但他的尝试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统一。马克思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概念,在批判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试图为超越资本逻辑找到一个可能性的途径和维度。     

中国共产党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党百年奋斗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各个时期对资本的认知,不断强化和完善适合各个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的资本理论,不断探索规范、约束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党关于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历程。这一演进逻辑依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社会革命层面,提出“消灭资本(重点是官僚资本)”的主张,但也依据当时根据地建设对物资的需要而“利用和发展资本”;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和平改造民族资本”,最终实现在社会革命层面上“彻底消灭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同时也消灭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使得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开始侧重从生产要素角度逐步深化资本认知,最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有机内容。而通过对党关于资本认知逻辑演进历程的梳理和总结,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资本及其理论,进而证明党关于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具有内在的理论必然性,体现了马克...     

在批判与超越资本逻辑中探寻社会正义的现实道路

研究马克思正义思想必须诉诸他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却没有解放生产者,未能实现社会正义。在肯定资本文明面的同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实体形态、关系形态以及文明形态的非正义展开了深刻批判,构建了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必要前提、以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为实现手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共产主义正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正义思想指引下实现社会正义的现实道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把握和利用资本价值,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让资本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构建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路径转向及其核心要义

现代性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来,现代性问题成为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对资本主义上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进行重点审视,通过对资本全面且系统的分析,对现代性的批判由过去的哲学批判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的辩证分析,贯彻资本但不把资本永恒化,同时扬弃资本进而不断的超越资本,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在新时代的中国,重启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不断对资本进行超越,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为后发性国家提供发展的新模式。     

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

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方法出发来把握现代性逻辑,就需要紧紧抓住资本逻辑。从根本上说,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逻辑的诸种基因就孕育在资本逻辑的内在联系、基本矛盾和演化趋势之中。资本逻辑的总体化、社会化进程创造了现代社会,勾划了现代性逻辑生成的基本线索。与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多重形态和内在矛盾相对应,现代性逻辑具有总体性与差异性交织的结构特征,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内涵。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现代性逻辑表现出内在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内在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外在化"局限的当代矫正、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资本逻辑的生成与劳动主体的重塑——从《雇佣劳动与资本》到《资本论》的文本分析

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与现实场域,但马克思绝非是将劳动主体与资本主体进行机械的二元对立,而是经历了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出发,在建立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后,完成以资本逻辑为统摄来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视角转换。通过对劳动、劳动能力与劳动力的区分,劳动力商品成为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理论中介。一方面,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分析框架下成为商品、生产商品、消费商品,在创造使用价值与失去交换价值的矛盾中逐渐消解;另一方面,因资本具有普遍趋势与特殊限制的内在矛盾,在资本逻辑的矛盾本质与内在界限中,劳动主体的历史性、生产性、实践性与革命性得以重建。     

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

两极分化、权钱崇拜是"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驯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现代文明提供了样本,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寻求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从精神—文化建制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从政治—法律建制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应当建构一种控制和驾驭资本逻辑的政治与法治体制。只有从这两条路径同时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成为可能。     

贫富分化的加剧与超越资本的可能:《21世纪资本论》批判

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对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生态危机、消费社会、空间生产等多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从"统计数据分析"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指出"贫富分化"在21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据此,他探究当代资本的内驱力,并力图寻找到解决当代贫富分化的有效途径。但是,皮凯蒂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寻找解决方案,因而他的"21世纪资本论"无法超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不过,他的一些想法对当代资本问题的分析无疑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文明演变思想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马克思之前,思想家们从三种路向探讨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一是论证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永恒合理性,二是主张返回到人类简单需要的原始状态,三是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未来社会的空想。马克思从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提出了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资本打破了人对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依赖,但又迫使人依赖物化社会关系;资本为了逐利刺激生产力发展,却又无法驾驭生产力;资本通过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使社会有了大量自由时间;资本以殖民侵略和掠夺方式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资本的统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生活关系、政治关系和精神文化关系都扭曲了。资本的内在矛盾促使其走向解体,被社会主义的高级文明形态所代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使它们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开放-封闭到人化-物化——论资本的文化逻辑

开放作为资本操控文化的起点，既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也是文化维系的根本。但表层的开放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封闭，这是资本文化逻辑更为本质的向度。封闭性形成以资本为主导的文化利益闭环，加剧异质文化间的断裂，促使“超文化”生成，使文化呈现出生产的非需求性、交换的非平等性、分配的非均衡性和消费的非自主性，强化资本的权力。开放走向人化而封闭导致物化。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矛盾，解放与奴役、自由与束缚的矛盾，社会关系优化与退化的矛盾，都强化了资本宰制下人化和物化的界分。在宏观上把握文化开放与封闭间的张力，中观上注重文化建设中人文精神的养成，微观上将家庭关系作为生成社会关系完整性的基础，有助于驾驭进而超越资本的文化逻辑。     

劳动超越资本可能吗——哈特和奈格里的一种解答

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出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出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是“可行的”，其可行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诞生，那么，其政治计划则是“可能的”，其可能的前提是“民主社会”的达成。然而，这一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资本主义何时终结仍然充满着悬疑，而资本的狂欢已然拉开了序幕。因此，探索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仍然在路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深入发掘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     

正义的批判与超越——评赫勒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正义的批判与超越始终是正义论题的核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原则的批判表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是超越正义的,但马克思并未完全拒斥现代社会正义规范和规则的合法性,而是主张充分地加以利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勒对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同时提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动态正义论”。“动态正义论”的核心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规则符合形式正义的概念,因此它是一种分配正义;按劳分配因为涉及分配主导权问题,故未能超越正义;按需分配具有内在矛盾,只能作为调节性观念发挥作用,也未能超越正义;只有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出发,依据动态正义和不完备的正义,借助道德上关于好人的预设和哲学价值讨论,才能实现最佳的正义社会。赫勒的正义理论始终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她既期待超越正义,实现良善生活,又担心丧失自由,反对离开正义。尽管其理论在某些方面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沉思与德行：内在超越的两种形式及其知识考古学辨正

当代新儒家使用“内在超越”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即它既是内在的，又超越的，两者可以合二为一。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在使用上需要经过一些界定，不然可能会像一些新儒家的使用那样，蕴含着自相矛盾。对比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可以发现内在超越并非中国文化独有的，西方文化也同样重视之，并且，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其界限可能也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运思路径

马克思把传统哲学对现实生活的“立法”转变为从科学和价值两个维度对实践本身的批判.一方面他以开放的心态根据来自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的新信息与各种理论思潮进行对话与扬弃,以澄清批判的前提;另一方面,他以一种有限的、历史性的立场即“从后思索法”对资本主体性及其文化表征进行批判,促使人们以实际行动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由于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需要辩护,马克思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中才能真正地采取对话形式.     

资本逻辑、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资本逻辑在整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推动现代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今人类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境况表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应对无人能幸免的风险挑战,消弭贫富阻隔和对立,以人本逻辑反思并超越资本逻辑,重建被资本抽象化了的生活世界,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新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