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     

再辩“四端七情”理气论

李退溪在总体上继承朱子理论的同时,以“理气”论“四端七情”,提出了“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把“四端七情”问题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在终极意义上着重论证了四端与七情的差异,其思想本旨在于对“理”的透彻理解和充分的实践。退溪对“理”的穷究,是为了要凸显人道德的主体性,希望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

李退溪(1501-1570),朝鲜卓越的理学家,朱熹理气哲学的追随者及倡导者.他开展了孟子的“德之四端说”,以其为理之发用,因此乃是纯然善的;然而,程颐、朱熹言“人之七情”是气之发用,可善可恶.虽然退溪肯认气随理发与理随气发,但是无论在那一方面,他都坚持其观点反对奇高峰的批评.奇高峰认为,人之四端七情皆导自人之理气合一的本性,同时为理气所共发.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冯友兰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来源 ,但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里 ,选取了程朱理学 ,尤其是朱子学 ,作为他新理学的理论前提。在构筑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 ,对朱子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选评和改造。一、理气论理气论是朱子学的核心 ,也是新理学的理论基石。新理学的理气概念是对程朱理气范畴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对于朱子的理气论 ,冯友兰首重其形上形下的区分。朱熹说 :“天地之间 ,有理有气。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 ;气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 ,生物之具…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正本清源:韩南塘对人心道心问题的系谱学考察——以对李退溪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的批评为中心

韩南塘以历史的眼光发掘真相,对东亚儒学中的人心道心问题予以了系谱学考察。他仔细地分析了朱子道心人心思想,指出前后共有四说。他审查了《答蔡季通》,指出该信的"二歧"之嫌乃一时失误,后被朱熹亲自否定。在他看来,退溪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形气与心气。基于此种判断,南塘对朱子后学中理气互发说的倾向予以了鞭辟入里的批评。通过以上正本清源的工作,南塘就较为有力地清理了李退溪道心人心理气互发说的历史根源。     

试论李栗谷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栗谷性理学的核心。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栗谷思想是对朱熹和退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在东亚学术发展史上,理学宗师朱熹对理气问题作了周密、完整的论述,韩国性理学大师李退溪在继承朱熹理气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而栗谷的理气思想则是在继承这两位前辈学者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朱子哲学里的四端和七情

四端和七情问题不是朱子学中的大问题,只是在性情问题上有所言及,但在韩国儒学那里却得到了深入和详细的讨论.这样的问题意识终究是来源于朱子哲学内部的,所以为了研究韩国儒学的四端七情问题,并基于对朱子心性学的一种新挖掘,本文力图弄清朱子自身对四端七情及其两者关系的观点.     

退溪性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中继承朱子学传统的大师。虽然李退溪在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竭力批判阳明心学,但是根据本文的考察,不论在学术渊源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李退溪与阳明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术渊源上,李退溪所推崇的《心经附注》与曾经影响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道一编》都是出自程敏政;在学术思想上,无论在心性论方面还是在工夫论方面,退溪哲学对朱子哲学的某些拓展都可以看作是李退溪对阳明心学的某些问题的回应。     

栗谷的格物论

李珥（１５３６—１５８４）字叔献，号栗谷，学者称栗谷先生，是１６世纪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眼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本文仅就栗谷的格物论思想作一介绍。     

艮斋田愚理气论、心性论及其在朝鲜理学史的地位

在日本侵略朝鲜朝,朝鲜民族危亡、国家遭辱、人民悲愤之时,艮斋田愚高扬春秋大义,赓续民族文化,他以朱子学、栗谷学为准的,审视诸家,借鉴前说,对儒学性理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作出别开生面的创新诠释。理是度越的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宇宙本体、本根,气是其体现的事物现象。理为生物之本,气为造化的枢纽。艮斋以阴阳五行多元、多样的东西融突和合化生万物,而不是一元的上帝创世纪。理与气不离不杂,合理气,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各有各的内涵和特性,理气不杂,构成理气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并推致心性不离不杂。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批评陆九洲、王守仁的“心即理”说,两创造性提出“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说。艮斋田愚的精神世界,基于他对朝鲜朝所面临的内外冲突和危机,反抗日本的侵略,继承道统,成为20世纪儒家理学史上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的特色彰显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绍承道脉的坚毅精神,创造性转化的理气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心性精神。     

被“闲置”的“活理”——再辨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朱子"理气动静"的问题多受争论。实际上,朱子的本义是"动静"不适合也不足以范畴"理","理"超越动静;同时"理"的内涵本身、"动之理"与"静之理"都保证了理是"活理"。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引申"理气动静"而得出"气强理弱"的判断,"活理"亦由此受到局限。贯彻到工夫论上,结果是他对于"气禀"的影响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因此宁愿"闲置"此"活理"的有限作用,由此最终与心学走上了迥然的工夫路径。     

论退溪学的体用观

李退溪(1501-1570)之学,“所论不过乎孔、孟、曾、思、濂、洛、关、闽之学,”尤其宗奉朱喜,他曾说:“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他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成为朝鲜李朝的新儒学大师。一、退溪学的主线是理学体用观     

朝鲜儒学镜像中的饶双峰《孟子》学及其意义

《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朝鲜朝儒学家成浑的性理学特征及其意义

成浑是朝鲜朝前期杰出的性理学家,也是一生践行圣贤之学的儒学家,学术贡献非常大,在韩国儒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因其是山林派学者之故,他在韩国儒学史上没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因此,我们通过考察成浑和李珥之间进行的论辩内容,阐明成浑性理学的"理气一发主理主气说"、"四端七情主理主气说"、"道心人心主理主气说"等特征,可以进一步探讨成浑性理学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