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金融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深度融合,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讨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给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基本挑战,即创新的迭代性与响应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的连通性与责任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交易的涉众性与稳定的压倒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政府治理的结构背景,引发和形塑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回应方式和内在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新的风险特征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互联网金融风险在隐蔽性、跨域性和转化性三方面的综合特征,与政府既有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隔离机制、风险处置机制不相匹配。因此,政府治理机制亟待转型,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向进行优化。     

互联网与性: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性"这一研究议题也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有了新的发展势头。本文从"性"是最易说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角度阐述互联网与性领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并将互联网看作一种新的空间探讨对"性"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已有的"互联网与性"的中国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互联网与性"这一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可研究的若干议题,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探讨。     

大数据治理驱动青少年社会服务的精准化：契合性、议题及挑战

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这一范式转型和新兴驱动力促使青少年社会服务必须主动探索如何利用大数据治理技术更精准高效地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有的放矢地制定社会政策。不管是从科学性、跨学科性还是可预测性的角度看，大数据治理技术的发展与青少年社会服务具有较强的契合性。青少年社会服务领域的管理者和从业者需要利用大数据治理技术，描述、诊断、预测和说明相关议题，从而努力实现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公益目标。同时，大数据治理也面临数据的生成和完整性、取样、数据提取与分析、对结果的解释以及伦理安全等方面的挑战。未来需要通过加强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采用“自反性数据科学”方法构建统一的青少年社会服务大数据治理的标准。     

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应用的普及,人们对网络技术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国外关于网络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社会视角多维度地揭示和重新诠释网络空间一些带有本质性和引领性的问题、对信息和网络技术引起的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描述和探索成了当今网络社会研究的关注焦点。其中,对互联网本质特性的再认识、对网络空间互动模式和网络行为的新理解、对网络社会中国家安全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互联网治理和治理权的探索,可以为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区块链技术之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

区块链作为新兴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产业变革带来了新动能的同时,也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依据,阐述了区块链技术的内涵与核心特性,剖析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可行性与适配性,进一步从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过程和治理模式四个维度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影响机理,指出区块链技术将会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走向主体平等化、机制高效化、过程透明化和模式服务化。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还将会面临政府权威、安全监管和价值认知等方面的挑战,政府要高度警惕各类潜在风险,确保实现区块链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构。     

公共管理中社会与市场关系研究:基于双重运动理论的视角

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与市场关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评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失灵和社会资本等理论有关社会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双重运动理论视角下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过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构建了公共管理中社会与市场关系的双重运动理论分析框架。双重运动框架不仅为研究社会与市场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解析我国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产生、演变、防治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论邓小平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思想

邓小平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官员腐败、官僚主义、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几个方面的论述上。研究邓小平对各领域风险的认识、成因分析、以及防范与治理的路径与方法,不但是对邓小平理论宝藏的有益探索,而且能在实践上为当下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必要的启示和借鉴。     

移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特征与发展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到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关的经典研究通常从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与结构、动员话语和文化等方面展开。当前,集体行动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移动互联网改变了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组织结构,导致了集体行动形式的丰富和多元化,修正了行动的经典逻辑。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也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颖和多样的素材。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可以扩展经典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解释模型。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贫困与赋权:基于公民身份的贫困治理制度机理探析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内嵌于一定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框架,应对当前贫困新挑战的根本途径在于贫困治理的制度创新。作为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公民身份为阐明贫困治理的制度机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剖析贫困治理的责任基础、动力结构及改革诉求,为突破当今贫困治理工作的困难指出了新的路向。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智能家居的伦理风险、成因透析及治理建议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家庭传统设备逐渐被赋予新的技术架构,使其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和自动决策,智能家居产品快速发展并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智能设备逐步将家庭成员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衍生出伦理风险,表现为技术剧本的性别歧视、机器神话的虚无主义、家庭时间的去休闲化、家庭空间的去秘密化、万物互联的数据殖民主义等风险样态。研究基于STS视角透析智能家居伦理风险的成因,既有智能技术自在的不确定性,也有技术营销、社会环境、技术受众的因素。智能家居技术的良性发展需要构建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实现智能家居从开发到使用的全过程治理,引导智能家居更好地为人类福祉服务。     

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依赖及其终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社会宪法中的国家观念及对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大数据"的普遍盛行和深入发展,对"社会治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孕育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云治理"。"云治理"的发生及其运行,皆直接源于"大数据"的充分发掘与广泛运用。通过"大数据资源"的拥有和分配,"云治理"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挑战。"云治理"的本质和诉求就在于,善于将各种治理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职能部门的整合、利用与服务,由此对社会治理思维、风险控制、主体选择、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云治理"开启了一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技术—人文—社会、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全面治理"新时代。     

鲁豫两省商业银行治理与风险控制情况调查

大量研究表明,治理机制是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因素,完善公司治理可以达到风险控制的目标。对山东、河南两省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状况以及银行治理作用于风险控制的机制和效果等问题的调查研究,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数据,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正在开展的相关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基层安全治理的数据挖掘与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开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诸多领域逐步蔓延,数据导向的决策技术俨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方法选择。应以基层安全、大数据挖掘与风险预警为核心内容,以理论分析、技术实现、系统研发为基本路径,建构基层安全的情报来源系统、情报研判和风险预警系统、政府决策辅助系统,在实现路径上具体涉及基层安全的指标设定及权重分配、信息获取、监测监控、预测预警、综合研判、辅助决策等方面。未来在大数据的应用上还应构建法律规制环境,防止过度数据挖掘所造成的合法性风险。     

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

平台通过数据垄断、资本加持已经成为新型“非国家权力体”,其背后隐藏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双边网络效应的支持下无序扩张,容易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互联网平台依靠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遮蔽资本本性,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俘获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资本遮蔽性、负外部性以及“技术黑箱”导致网络空间政治民主偏离,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数据鸿沟”“马太效应”“数据孤岛”带来政治正义解体风险。党和政府应发挥主体治理监管作用,通过建构责任治理、规范治理、底线治理的三维框架,化解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政治伦理风险,实现平台良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目标。     

基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教育技术

在技术哲学领域,用广义技术意义上的社会技术来研究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更有教育的。从人与社会关系层面解读教育技术,可为教育技术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法和路径。这对于拓宽技术哲学研究的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