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OFDI的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修改的内生增长模型,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非线性关系。首先选取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借助三阶段SBM-DEA方法测算了绿色创新效率;在检验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当知识产权保护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才明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单一门槛效应在国别、行业、地区数据分析中也得到验证。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在华跨国研发投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在华跨国研发投资的新动向:研发投资继续增长,研发投资机构主要向母国提高型转变,投资运作模式有独资化倾向。跨国研发投资主要通过人才流动、示范效应对东道国科技创新产生正面影响;还有人才流失、东道国科技发展路径依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负面影响。跨国研发投资的类型不同,对东道国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和途径也不同。针对在华跨国研发投资新变化,中国需要调整策略,以减少研发投资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理解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在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解释,即东道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的技术,可以把原本属于跨国企业的技术性收益转移给东道国企业,促进东道主国的经济增长。然后,基于以上理论解释,结合中国的具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两个结论: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指标可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指标和代表研发水平的研发经费支出指标,对溢出技术的吸收存在"门槛效应"。     

心理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高管海外背景和华人移民网络的调节视角

文章旨在探索心理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和华人移民网络对心理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之间呈"U"型关系。从企业层面异质性而言,高管海外背景负向调节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间的"U"型关系;从国家层面异质性而言,华人移民网络弱化了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间的"U"型关系。文章结合国际化进程理论和心理距离悖论理论,将心理距离、移民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对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制度质量、制度偏向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较为复杂的制度偏向,对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质量差且制度差距大的国家;对技术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相对较差、但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是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但是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OFDI的区位制度偏向是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基于动态效应的分析

对于后发优势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新型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吴有高度战略意义.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分析,并加入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GAP,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更进一步在重点时间区同(2003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急速增长)上细致地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获取了理论上的逆向技术外溢,带动了国内技术升级.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迅速增长,但其对国内技术进步之驱动作用反而降低.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还缺乏引导,并没有达到量与质的统一.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从内外部分析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选用2000—2014年平减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TFP的Malmquist指数并基于L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国外R&D资本溢出对本国TFP的贡献度为0.0333,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TFP。此外,因果步骤法的检验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通过促进国内R&D资本提升本国TFP,说明国内R&D资本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具有吸收性。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对外投资、转移产能过剩与结构升级

利用灰色关联模型验证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各行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增加产业内贸易量等目的,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作用效果有限,仍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政府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目标一致。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影响中国创新能力。文章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技术扩散渠道剖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传递渠道包括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文章进一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主要通过研发投入路径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两条路径影响中国创新能力。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促进了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利用PSM-DID方法,基于172个国家2006—2018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园区的建立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园区的建立可通过基础设施改进、政策互动、信息传递效应促进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在东道国层面的异质性考量中,研究发现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非邻国、未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以及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为显著。在园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主导的海外园区,加工制造型、科技研发型和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园区产业类型的多样性可以显著地增强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再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我国逐渐发展到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FDI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本文选取数据较全的18个国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OFDI、IFDI和NOI与人均GDP都正相关,IFDI与汇率负相关,但OFDI和NOI与汇率的关系不显著。OFDI、IFDI和NOI与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都正相关。OFDI、IFDI和NOI与制度都正相关。     

政府对FDI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构研究

跨国直接投资的特殊属性以及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保障FDI健康发展和防止FDI行为扭曲,是政府对FDI流出进行政策干预的充足理由。通过对FDI政策目标的解读,中国FDI政策应从单纯的激励政策向激励——抑制——中性三位一体政策体系转变。中国FDI政策规制应加以改进:逐步变审批制度为登记制度;以激励的政策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境外资源;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加速完善中国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手段调节企业跨国经营行为。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蓝黄两区国际技术扩散效应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扩散已成为影响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蓝黄两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及进口贸易等技术扩散路径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经济增长关系及影响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蓝两区间存在差异。     

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基于中国跨省际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平行面板数据,依据1994-2002年中国跨省际数据,在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模型中,考察了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我们发现,港澳台投资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具有正向而显著的溢出效应,其他国家投资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具有负向而显著的溢出效应,这是因为港澳台资本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比较低,内资企业易于模仿,从而有利于示范-模仿效应的产生,而跨国公司凭借其在技术、资源、市场及管理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进入当地市场后更有可能建立寡头市场而对本国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最后,文章提出了国有企业如何从外商直接投资中获取最大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性。本文在分析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机,并据此从地区和产业两个层面提出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具体路径。在地区层面上,应该以东南亚、南亚、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为投资重点,大力拓展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有针对性地投资发达国家;在产业层面上,应在利用境外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两端＂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