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反控性的生态哲学反思

“控制自然”观念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工业文明主导的价值观。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有用性的狂热追求导致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自然不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的对象,而表现出反控的一面。自然反控性集中表现为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人的“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引发生态危机,而自然的商品化及人的需要是自然反控性的根源。因此,在商品经济中唯有从这两方面出发方可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谐,共产主义的建立是解决自然反控性的唯一出路。     

技术的生态价值观与人、技术、自然的协调发展

世界性的自然生态危机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有人将其归因于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现代技术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敬畏到改造、索取的发展过程。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双重中介作用。从生态视角审视技术的正负效应 ,探索人、技术、自然的协调发展途径 ,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他者伦理视野中的自然

按照他者伦理,以往人们都受到自我学的支配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进行肆意的征服与改造,从而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自然是绝对的他者,超越于人类的认识和支配之外,不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而是人类欲望和向往的对象.欲望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彼此隔绝,人就在自然之中,人与自然面对面.自然通过面貌将自己的生死存亡交付给人类,在面貌的召唤和人类回应之间,人类担负起了为自然的责任.     

自然审美理论构建的知识论考察

自然审美源自人类主体的诗性思维与自然对象的物性特征相融交织,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的美学体现,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自然审美理论构建提供了知识论基础,其动态发展也使自然审美理论呈现出不同面貌。自人类产生之时,自然便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本真的依存关系为自然审美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但原初性所带来的被动性与脆弱性也使这种依存关系难以推动自然审美持续深入发展。此后,人与自然逐步构建了二元模式主导的认识关系与工具理性支配的实践关系,自然成为了相对于人类主体的陌生“他者”,这也推动了自然审美对象模式与人化视角的形成。随着生态世界观的逐步建立,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然的本源性与自身的有限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生态重构,也为自然审美的当代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之辨

大多数环境主义者以“支配自然”为口实，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人对自然有意识的改造，忽视了自然的极限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把马克思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面。这是对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加分析的结果。由于“支配自然”的目的和方式的异质性，马克思关于“支配自然”的看法也有着鲜明的不同。对于以“支配自然”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坚决批判其逐利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未来社会仍然存在的“支配自然”的事实，马克思在予以积极肯定的同时，还从其支配方式和支配目的中思考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质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支配自然”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却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对“自然的权力”的哲学思考

承认“自然的权力”是“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作为在人与自然矛盾冲突激化的情形下对人类行为和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 ,“自然中心主义”警示人类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无疑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是 ,它得出保护自然结论的前提——设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伦理关系 ,承认“自然的权力”,承认自然是与人同样的“权力主体”——是错误的。“自然权力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看不到人的社会性 ,离开社会联系这一中介孤立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看不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 ,把人看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 ,从而抹杀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     

自然的权利与环境法的伦理选择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从法学的视角并以“权利”作为文本来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在理论上应当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权利”进行环境法的伦理定位,自然的权利是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环境法变革的关键。     

自然"内在价值"驳诘与生态实践超越

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从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层寻找根源,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针对自然"内在价值"问题展开了论争,提出了彼此迥异的道德理由和伦理依据,然而,论诘的落脚点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本文尝试站在超越此种论争的高度,从人地和谐的伦理实践层面提出确立生态文化价值根基、提供生态恢复的伦理补偿,并对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生态价值引领,以此作为我们实践理性思维的行动规导.     

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

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威胁着整个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 ,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产生于工业时代的“征服自然”的文明观 ,使人类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发生异化 ,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也毁灭了人们竭力追求美好理想社会的梦想。真正的和谐社会 ,是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本质的统一。社会和谐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因此 ,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 ,我们必须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创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人文主义和自然——对一种复杂关系的反思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特点在于,强调人类生活的文化性质与自然之间的差距.一方面,人类有权支配和统治自然,并利用自然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适合西方关于人与 自然之间的破坏性发展关系的思想.另一方面,人文主义传统已经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放入了协调的宇宙论和神学背景中.在这种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纯粹的破坏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现今的人文主义,在人与自然在何处调和为一种有意义且意义相关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上,必须看到生态危机的挑战,也必须提及它的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宜简单化.不能简单放弃人性,而是要把人性看成自然和文化的已经实现的综合.要努力构建新人文主义.这是解决正危及我们的生态问题的一个必要的文化条件.     

论生存危机的理论嬗变及其意识形态化

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经由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自身危机的沉积乃至爆发。生存危机已成为缔结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道路上的关键命题,生态危机向生存危机转化的过程日益清晰,催生生态危机的制度缺陷已经显现在解决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方案之中。这就需要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并进行生存危机的哲学反思,进而把握生存危机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与发展路向。     

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与生态危机

“三阶段论”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侧重从人的能力发展的角度所提出的三种社会形态和个体发展的三个阶段。生态危机与个体发展的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人的需要有着必然的联系。人类片面追求享受需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异化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而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生态危机,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过程。     

当代人类生存境遇下的自然生态美价值

自然生态美是自然生态本身呈现的整体样态之美,内含有多维度的价值。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此生存境遇下,对自然生态美价值的阐释有助于改变传统美学对自然认知的偏颇,同时也说明生态文明时代新的美学观念的生成。自然生态美是衡量自然生态健康与否的一把重要的生命标尺,而其本身内含的和谐共生价值更是人类必须遵循的自然大法。自然生态美除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怡情悦性的审美价值外,更具传统自然美学所不具有的精神生态价值。自然生态美作为当代意义上的自然美,彰显了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维护自然尊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美学价值观。     

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环境意识确立的基点

环境意识乃当代人类生存观念的重大变化 ,本质上是生存论意识。自然环境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环境具体承载着由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开放性的生存统一体。通过反省技术理性的状况 ,重思伦理学的本体论原旨 ,自然的生存论本体论意蕴得以揭示出来。应当通过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肯定以及当代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自身批判 ,赋予人与自然以主体间性。人与自然的生存论统一是通过社会化的人的历史性生成所实现的。     

论新时期以来自然主题在文学场域中的嬗变——以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为中心

新时期以来,“自然”主题在文学场域中呈显为从发现到重构等形态。其中,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思考人的存在和呼唤自然回归的同时,尤其能以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观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的状态进行了重新反思。     

自然审丑的知识学考察

“丑”的研究在美学史上往往处在边缘位置，并成为与“美”相对立的负面存在。自然美学深化了对自然丑陋事物的思考，并在以理性信仰为枢轴的知识语境中形成“否定论”和“转化论”两种观点。立足于哲学史与美学史的知识考察，自然审丑可以划分为“以实用价值为核心”“以理性信仰为核心”“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三个知识层面。首先，以实用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表明人类整体尚处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之下，并开始凭借理性初步掌控丑陋自然。理性崭露锋芒的背后是人类日益高涨的自信。神话中的赫西俄德、珀尔修斯等体现出人类内在审美活动的自由与丑陋自然的对立。其二，以理性信仰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丑陋自然的观念性根源不再是感性经验，而是超越性与精神性的纯粹理念。自然丑陋、精神自由、审美愉悦等都统一在理性信仰的根基之上，并可以通过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方式深入阐发。其三，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基于自然生态状况能够包容自然中的丑陋事物，也能凸显其内在审美价值。自然审丑不仅可以直接呈现审美形象，也能够以“转化”的形式实现深层次审美意蕴。“人化自然”与“艺术自然”的呈现则给自然审丑的辩证思考提供契机。     

论自然价值两重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不同的价值学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其中就包括后现代哲学对人类“主体主义”的否定和生态伦理学主张的自然中心价值论等泛价值理论的生成。但这些理论本身有难以弥合的重大缺陷,价值毕竟是属人的。本文提出自然生态价值、自然效用价值两重性理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全面阐述,人只有合生态规律地顺应保护自然生态价值,才能合主体目的地改造、利用自然效用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环境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外来词 ,自西方传入我国理论界后 ,人们对它的涵义众说纷纭。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用其词而不究其义 ,且对它的认识往往偏离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主流 ,而仅仅局限在传统观念上 ,甚至把“人类中心主义”等同于“人类征服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等等 ,把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出现的主观根源都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 ,进而从根本上否认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为此 ,本文试图为“人类中心主义”正名 ,在着力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真实内涵 ,反思引起生态危机的原因的基础上 ,论证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可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类生存的永恒支点 ,是不可超越的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两点质疑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主体性,具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因此,人类应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本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自然物不是伦理主体,不具有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生态伦理学在反对人类自大狂的同时,也应当反对将自然“神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生存论的问题。     

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威廉?莱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控制自然”即解放自然;莱斯在继承马尔库塞思想的基础上,将人的需求区分为“想要”和“需要”,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求的二元本质,即人的需求系统是一个由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组成的统一体;通过对消费领域异化现象的分析,莱斯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乃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进而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是构建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