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底线与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以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底线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其核心直指人类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它关系到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人类命运的终极意义问题。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准则——人权法则应当成为人工智能的底线伦理，因为这一准则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标准，是国家宪法和国际法律条约的基石。但是把人权法则作为人工智能的底线伦理需要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诉求只能依赖于两条全球性的伦理进路：一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把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人权伦理的普遍原则引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中，率先在这条全球性的伦理进路上开始了自己的践行。     

哲学研究与人类命运——论“实践的唯物主义”

哲学的“冷竣”和“深奥”,往往令人望而却步,难道还和人类命运有什么干系?！其实不然,哲学就其原初的含义(使人聪明的学问)就和人密切相关;哲学就其思考的对象(自然、社会、思维)看,也应关注人、关注人的思维,并因此而表现为一种“反思”;哲学就其目的讲,更应关心人,为人类命运沉思,甚而关心自然也是为了关心人。这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哲学的一个根     

现代人的新启蒙:走向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困境”,其根源在于人类自身。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价值选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因此,“智力圈”时代的现代人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在于对当代人的各种对象性关系的文化、价值内蕴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其实质则在于呼唤理性的新启蒙,探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性基础,积极塑造未来科技、经济、文化与社会协同发展的高度文明社会所需要的集主体性、创造性精神与批判性、宽容性品质于一身的“新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共识的构建路径——从康德的目的论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然包含着生态共识的达成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维度。以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为框架的生态理论却因自身理论的缺陷无法将生态有机整体作为主体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对此,康德的目的论判断力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共识提供了理论基础：主体通过目的论判断力将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纳入意识中,从而对整个地球生态圈产生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正是这种对生态有机整体的审美化的理解,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生态共识的达成回到“共同体”一词原初的情感意涵,从而通过情感的纽带建立起了人与自然整体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向度、内在逻辑及新发展

人类已经成为最大共同体,为应对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通过纵向考察历史文明的演进,再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及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必然性与不可解决的内在悖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回答这一“世界之问”的中国密钥。同时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逻辑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行知合一的“践履逻辑”、汇纳百川的“思想逻辑”等内在要义。进而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征程”中的新发展。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伦理意蕴与实践向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是应对新形势下全球治理改革而提供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这一理念蕴含丰富的责任伦理意蕴，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其内在的责任坐标。从其责任伦理要义来看，其内含了自然、社会以及未来等不同维度的责任延伸、责任拓展、责任指向。同时，涵盖了对责任的厘定、划分和执行等方面的内在伦理规定，并具体体现为权责统一、责任共担、区责对待的责任特质。基于责任伦理的逻辑视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从内在维度与外在维度双管齐下，促进主体责任感的确立，提升主体责任能力，强化责任实现的社会外部机制调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创性贡献和方法论启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与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着眼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类共同发展新格局、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新道路、追求人类文明发展目标、人类前途命运提出的独具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光辉,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独特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精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人类之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价值观、发展观。为新时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蕴涵着丰富且科学的方法论,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法论遵循。     

人类自然价值观的演变轨迹

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 ,人们用“神灵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来对待自然。认为自然本身是自在自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神。因而 ,人必须对自然顶礼膜拜。此时 ,人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文艺复兴以来 ,人们用“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来对待自然 ,坚信“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 ,因而 ,人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自然。这一价值观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是危险的。而当代 ,人们正在建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它要求人类全面承认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 ,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从而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界的理性自谦。     

何以为人？——AI兴起与数字化人类

“数字人类世”警示我们,正在发生的数字化历史中,人类或将为数字科技所控制。在AI兴起的时代,数字化的人类也包括智能辅助人、生理增强人以及非整数维度的数字人。类型学揭示了数字化人类的三种发展方向：一是虚拟化,二是智能化,三是外脑化;相关趋势分析也足以说明,技术可能加诸于人的支持力和支配力可以大到何种程度,而人的自我迷失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关于人在“数字人类世”中将何以为人的疑问,本研究的回答是：只有在葆有自由意志与道德良知时,人才可能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化的跃升。     

“天人合一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

“天人合一论”所说的天,最重要最基本的涵义是指宇宙自然界,中国的哲人们都认为人与天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是有机的统一。“人类中心论”却认为人具有主宰自然的权利,而且有认识自然的能力。人类的自大与狂妄,使人们只是强调欲望的满足,在技术进步面前没有神圣感。“天人合一论”的特点则在于天人相依的内在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包括生态伦理。今天,人们应当从中领会人类生存发展的精神源泉,认真反思人类“进步”的观念。     

历史的转折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自然在系统层次上不允许被破坏。以往的人类同动物一样不具备动摇系统的能力，可以停留在自我中心水平上。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足以和系统相抗衡的力量，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必然的了。在当代，人们已经从人类利益中识别出了人类根本利益，把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作二元区分，固守于人类利益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人类根本利益是包容自然的，从它出发就能达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境界。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对应的是人类从自我意识到自我约束意识的历史演进，它并不取消人类活动，也不意味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成为非法。它的深刻历史内含是人类进入了自我约束时代。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发展

当今时代新一波人工智能(AI)浪潮来势汹涌,冲击、调适乃至颠覆和重塑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架构与演进轨迹。从本质上看,AI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一种新的技术表现形式,与人类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若偏离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轨道,AI就会迷失方向、耗竭内生动力;若人类忽视AI,人类文明进步的节奏会滞缓,甚至可能发生方向性的偏离。用AI的"条件预设——结果推演"逻辑可证明,毋庸担忧AI的发展会超越人类和驾驭社会,二者未来必然会呈现出协同共进的态势。     

敬畏伦理：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伦理起源于人类对某些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对个体生命终有一死之命运的反思,亦是人类解决自身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更是人类面对死亡而产生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人因惧怕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人就不会去敬畏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也不会在敬畏感的基础上形成最初的“道德”或“善”。这种“道德”或“善”,亦即“敬畏伦理”。“敬畏伦理”是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对象时形成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敬畏伦理是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交汇点上对世界之问的深刻回答,这一理念既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在时代变局中灵活运用,具有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意蕴。主要体现在：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两个大局”,科学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世界问题,系统分析法优化世界整体与中国部分,坚持人为主体的唯物史观关照人类命运,创造性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法促进世界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对于理解和把握这一理念的方法论意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世界体系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如何理解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结构及其变迁问题,如何摒弃"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建构全球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指明了由社会主义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所遭遇到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障碍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当下中国需要精准研判时代大势,坚定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建设进程;同时持续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深化科技自主创新,加强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政治、经济、话语和技术支撑。     

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规定和诠释的。“自然家庭”和自然家庭中诞生的“自然人”是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始点。“自然”是人及其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曰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其最具哲学意义的本质是不可选择性。基因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张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而且将这种选择性推到了文明的底线。这是基因技术提出的最严峻和最深刻的伦理挑战。技术必然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乐观的紧张”的辩证互动关系。为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必须进行两次转换,由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关切,到基因伦理学的建构;由基因伦理学的研究,到道德哲学的洞察和把握。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殊异,也正是对话双方的学术分歧之所在。     

全球化时代的唯人主义哲学

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是唯人主义的。它把人看作是属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之本原和终极关怀的对象,以人道主义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和普世伦理的底线,高扬“人的解放”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文章认为,从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人的一般本性”到追求真善美的形上境界乃是人性的内在要求,故唯人主义与形上境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文章还着重剖析了真善美三大价值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论说了“男性化的哲学家”与“女性化的哲学家”对于“可信”与“可爱”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真理多元并存的必然性,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提供了哲学依据。     

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判断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政治判断力。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政党本身的先进性，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局势关系的新变迁、主动遵循中国与世界发展历史的新进阶、与时俱进开辟指导思想抵御风险挑战的新境界。在准确把握变与不变、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以直面问题的分析研判能力、历史主动的把局定势能力和理论创新的自觉自为能力，提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判断准度、政治判断高度和政治判断深度。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继续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增强外交领域的政治主动，担起百年大党的使命与担当，彰显百年大党的胸怀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