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梵语味论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

婆罗多、新护、波伽等人的梵语诗学味论与西方诗学相关理论,存在很多可以比较探索的地方,如情由论和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味论普遍化与康德的非功利论、新护的潜印象原理与荣格的原型理论、波伽的艳情味和弗洛伊德的原欲说,等等.这说明,在中西诗学比较之外,引入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新维度,将会使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一百年来的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它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以及“充满思辨色彩”等几个基本特征；第二，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间段；第三，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     

从古典言志诗学到伪言志诗学——论百年华语电影的审美价值倾向

顾名思义,华语电影意味着以华语进行对话、运用华人思维拍摄的电影,它在语言上、思想上通过汉语(而不是英语或者其他国别语言)进行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深层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上的中华民族特征.沿着这条思路,本文选取了中国诗论中最古老最核心的概念"诗言志",运用言志诗学理论观照百年华语电影的审美倾向,将其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即古典言志诗学时期、现代言志诗学时期与伪言志诗学时期,从而为华语电影的美学表现形态与未来发展之路寻找到它的传统之根.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儒家诗学研究——兼谈经学信仰与儒者风范及其他

比较诗学研究在当下已然成为中国汉语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方向。一位比较诗学研究者把西方诠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学术背景作为思考的视域,从而达向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给出了汇通于中西诗学且又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诗学立场。刘歆早在《三统历》中即厘定了"经,元,一以统始"的本体论观念,较之于老庄诗学的"道","经"是儒家诗学得以安身立命的隐性本体论范畴。儒家知识分子正是据守于"经"的信仰,从而获取圣人之道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1934年,鲁迅撰写《儒术》嘲讽元好问与张德辉恭请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而在21世纪,儒教却以普世主义的信仰走向了全球化。较之于真正的儒者,那些"以经议政"的公羊学家,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遗憾就是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     

蒋寅诗学三变

蒋寅以研治中国诗学著称。通观他近三十年的著述成果，其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古代诗学相关命题的阐释与理论批评上，治学范围经历了从中古到近古文学的跨越。《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一书集中收录了蒋寅三十年的诗学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他的诗学思想轨迹，以及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人心态史研究、从文献稽考到理论总结与建构的双线交叉并进的学术脉络。其诠释路径往往蕴涵着历史、文化与美学三重视角的审视，堪堪代表了他学术思想认识上的三次嬗变。此故，蒋寅诗学三变更强调三重思考视角之变，不变的则是他作为一个纯粹学者一以贯之的真理探索精神、学术自由心态和理论建设意识。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中西诗学本体论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由于最初的思维方式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取向的文化现象.西方以知识论为主流,而中国则侧重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诗学是以道德本体论为主的诗学体系,即"诗言志",与西方以认识论为主体的诗学,即"摹仿说"有着极大的不同,由此而展现出的不同的诗学方向正是中西诗学体系不同的关键所在.     

略论朱湘的诗学理论

朱湘诗学理论有为人生的爱国主义诗学、融通中西的比较诗学、唯美的形式主义诗学,其诗论成为新诗从解构向建设、从功利向唯美、从诗的革命化向诗的本体化等诸种转型中所不可忽略的理论山峰。从一定角度讲,朱湘的诗学理论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     

音乐之喻与中国古典诗学批评

音乐之喻是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一类特别的譬喻,有着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就取象而言,以乐器为主,后来也关涉乐曲、乐谱、音律等,呈现出丰富的形态;从功能上讲,多用于品诗和作诗的讨论,历经元明清人的踵事增华,拓展至学诗、诗歌史、诗学概念、诗歌接受等议题的诠释,积淀了深厚的意蕴。以音乐喻诗的学理依据与乐诗相似性以及审美文化密切相关。由批评眼光视之,借音乐说诗的实践形成了富有张力的话语,不仅开拓了诗学的阐释空间,也为中西诗学的对话搭建了桥梁。最后,这种实践虽有模糊不清的缺陷,但显示出清新有味、深切著明的表达效果,为读者带来了“响浃肌髓”的美感体验。     

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的早期实践

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的早期实践开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期的中西比较诗学实践顺应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潮流,在推动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同时,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但中国现代早期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实践在表现形态上还很不纯粹,也很不完善,远远没有达到比较诗学学科阶段所具有的规模和水平。     

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

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庄子情结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在 2 0世纪后期的华人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着力揭示受道家影响的中国诗学与西方传统诗学美感视域的差异的同时 ,又极力探寻它与西方现代美学的汇通之处。在这一“同异全识”的比较诗学框架中 ,庄子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揭示这一点 ,既有助于去除西方诗学对中国诗学的遮蔽 ,也为中国诗学通于世界、通于当代、实现其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启示。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体系化特征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是朝鲜古代汉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域外汉文学的主要表征之一.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相类,朝鲜古代诗学的批评范畴也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体系化样态,但不明显并非就不存在.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朝鲜古代诗学的同一范畴序列中的各范畴之间、不同范畴类型的各范畴之间,甚或同一范畴在不同批评视域中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逻辑关联,这充分彰显出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隐体系化或潜体系化特征.     

诗学解释学作为反思性与创造性的科学

诗学解释学,可以理解成"诗学与解释学"或"诗学作为解释学"两种发展路向。作为反思性与创造性的理论科学,它必须确立自己的学科任务,寻求学科自身的内在思想逻辑。诗学解释学在解释学家族谱系中,与解释学理论、哲学解释学与美学解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需要从相关科学中寻找思想启示,而且需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创造产生启示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诗性思考的方式对生命存在、生活理想与自由平等的探索与追求。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诗意的敞开--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诗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文本解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对诗学研究进行清晰的理论描述和从方法论层面探讨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已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建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域.立足于上述的问题域,本文围绕"何谓诗学","何谓诗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综合视野"三个问题,试图具体阐释诗学的理论内涵,揭示诗学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三个内在层次,建构诗学研究的文本/作家、文本/审美传统对话视野,从而在理论和方法的两个维度上对现代诗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做出我们的回答.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