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及讲话稿中。本文的宗旨是,对郭沫若先生此方面研究的思想倾向、评论方法和它们的学术价值、影响等,加以归纳评说。郭沫若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学术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批判的精神。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研究古代诗歌时,郭沫若先生十分注意用思想的利斧,去剁开诗歌表面的硬壳,还诗歌以本来的面目。例如他告诫人们:“《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回顾1961年关于《再生缘》的讨论

发生在1961年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再生缘》研讨活动,使《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获得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郭沫若对《再生缘》思想艺术价值,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对陈端生的家世、遭遇作了全面的考证。有关《再生缘》的研讨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郭沫若在这次讨论中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尊崇与敬意。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相对论”视角下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对时空的感受方式是“相对”的,他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时间的两个极端。郭沫若研究中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深邃,而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复杂。这种“相对”也促成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诗作和后来史学研究的融合。同时,郭沫若在考古等史学研究中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也是与他“相对性”的“对称”思维分不开的。“相对论”的视角提供给我们一种研究郭沫若的新思路,只有还原郭沫若思维方式中的“相对”的时空关系,我们才能全面把握真正的郭沫若。     

《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

《孔乙己》作为鲁迅重要的短篇小说,在不同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都有相当的文字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大陆学者王瑶、刘绶松、唐弢、王富仁、钱理群、严家炎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所特别凸显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转变,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变迁的某些内在规律,具有“典范”的“标本”价值和意义.     

通过荒诞完成审美喜悦——郭沫若自传体长卷散文艺术探奥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传体散文作品最高产的作家,无论欣赏他还是批评他、贬低他的人都无法否认,他是一位异常勤奋的作家.“他的自传,是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文件”.自传体文学的产生,是对我国封建时代重权威、多“禁忌”、“讳言”,采取隐忍与压制个性,并轻视社会平民、忽略人的本体作用的传统习俗与械梏的一种自觉破除.留存至今天的许多杰出的自传体散文,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并有意革新、尝试、树立的榜样.郭沫若的自传体散文无疑是其中的排头兵、成功的嚆矢.其文学影响是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自传写作高潮的滥觞与标杆.     

郭沫若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的形成与反响辨析

在郭沫若的认知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他在实际处理中的化约思维和做法存在明显二重性。有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忽视中国社会特殊性、论据单一等不足。郭沫若的观点招致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的贬损、曲解。托派借助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进而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郭沫若观点的主要分歧基本限定在学术层面。郭沫若“沉默”应对外界批评,并非认同他者观点,亦非外部条件干预下的被动选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辩中充斥的盲从域外学者、宣扬国情特殊论等倾向,与郭沫若治唯物史观史学的旨趣相悖,应是他“回避”对话的主要原因。     

"球型天才"与原逻辑思维方式--再释郭沫若及其"泛神论"

如何合理评价郭沫若 ,成为近期学界讨论的热点。从思维方式入手探讨郭沫若的认识结构 ,对郭沫若的“泛神论”予以全新的界定 ,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郭沫若在不同领域内的巨大成就 ,从而给郭沫若以准确的定位 ,应该说是郭沫若研究一片极富价值又亟待发掘的崭新领域。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造山运动"中 --简论郭沫若的学术与他的时代

郭沫若的学术活动与20世纪政治运作关系比较密切,这是非常特异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造成固然有郭沫若自身的主观原因,那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以及对于一定政治运作的积极投入,甚至不排除对政治需要的主动迎合.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世纪不断出现的文化造山运动的结果.郭沫若特殊的地位和学识,以及他的政治敏感因素,决定了他往往总是处于这种文化造山运动的中心位置,这样既使得他作为一座世纪性的学术峰峦被凸起,也使得他的非学术的负面品德被格外凸显.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烈火奔腾,凤凰凌空——论郭沫若诗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研究的全面展开,对他诗歌的研究也有所加强,出现了不少有见解的文章。但探讨他诗歌艺术风格的专论还不多见,而在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看法又不很相同。因此,专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对估价郭沫若在新诗风格方面的成就,对研究风格学,对推动新诗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对郭沫若诗歌的艺术风格,有人说他“既能雄浑豪放,又能绮丽清新”;有人说《女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通识:相对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短章为主.因此.先秦民歌是抒情诗已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笔者对故意翻案以求标新立异的作法不以为然;不过笔者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代诗歌所做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划分相当含糊,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相关文学理论的割裂与误用:从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叙事理论看来,先秦两汉民歌多     

郭沫若《英诗译稿》的艺术特色和多重内涵

《英诗译稿》是郭沫若最后一部翻译作品,也是他晚年心曲的自然流露。通过对《英诗译稿》翻译方法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翻译理论上自我更新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隐曲心态。《英诗译稿》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隐含了一个我们大众视野之外的不一样的郭沫若,凸显了一个在文革之中未被公众所认知的郭沫若,它承载了晚年郭沫若的审美理想,折射了这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知识分子难以言说的痛楚。另外,《英诗译稿》翻译的研究,也可以折射出郭沫若翻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这些问题对翻译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钩沉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创作与他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西方诗剧的翻译,郭沫若产生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并进而完成系列体裁的历史剧创作.受西方诗剧翻译的影响,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借助于现代生命意识的张扬回应五四文学的命题,还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人物构造,以及"情调"勾勒等方面都做出历史性的探索.通过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关系的辨析,全面阐释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群体具有借鉴性的价值.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     

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

“泛神论” ,与其说是郭沫若的“哲学思想” ,不如说是他的思维方式。“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一种原始思维。以“相似律”与“互渗律”为主要思维机制的原始思维构成郭沫若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郭沫若前期新诗创作中原始崇拜的“返祖”意识创造了《女神》天才美 ,同时也消解了天才的诗人。这也是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因     

《女神》时代的新天地——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佚诗

历来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诗集《女神》为对象,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中评述郭沫若的部分,其中的评述,论及他五四时的新诗时,只提《女神》而不涉及《女神》集外的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