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比较、问题与对策——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浙江临海、河南邓州、四川成都和广西贵港在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创造了多样化的形式并取得了实际效果。四地创新的不同形式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均是问题倒逼型实践创新,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并依靠多元合力推动。其根本性差异在于:运用权力结构划分法,它们分别属于维持型、融合型、嵌入型和下沉型等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存在制度创新与既有法律制度衔接不够、协商议事低效、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以及持续发展动力不强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推动网络协商、培育协商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提升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效果。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乡村环境协商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商议性、方式制衡性和目标共赢性的特点,对于保护村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乡村治理现代化典范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基层政府的治理缺陷,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偏颇,环境治理责任模糊不清,环境治理信任纽带的断裂,导致乡村环境协商治理面临重重困境。为破解上述问题,需要从协商治理结构转型、协商治理制度建设、协商治理流程优化、协商治理内部资源开发、协商治理环境营造等方面探索对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协商遭遇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协商渠道"堵塞化"、协商会议"形式化"、协商成本"高企化"、协商监督"短缺化"等诸多困境。化解路径在于: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乡村协商基础;完善乡村协商制度,建构乡村协商机制;建构协商法治化路径,促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发展乡村网络协商,降低外出农民协商成本;构建参与型乡村文化,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国家治理视域中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由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主体由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方式由刚性到协商,效果由强调落实制度到强调制度效能,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理念创新必将引起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落实公平正义、践行法治等有很大发展,这些方面的机制创新将推动各项制度日益科学完善,进而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政府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激励相容制度分析

大气污染的流动性、交叉性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应当选择协同治理的方式,以"平等协商、合作治理"的原则进行大气污染治理。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持续深入推进,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引发的一系列激励不相容问题更加凸显,阻滞着政府间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建立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制度、优化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制度、创新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利益均衡与补偿制度、健全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问责制度等,可促进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激励相容,打赢"蓝天保卫战"。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动态治理在中国:何以可能与如何可为

相对于静态治理,动态治理是指公共管理的权威结构尤其是政府秉持开放理念与创新精神,动态、系统地革新公共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以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逐渐促进公共事务由善政向善治的嬗变。从制度文化的底蕴发掘与心智支撑方面看,新加坡的治理实践是一种尊重特定政治生态的持续发展和整合模式,能够依托于既定的制度构架而显著提升其治理能力。基于文化的亲缘性,中国可以从新加坡的动态治理中获取治理改革的活力因子,通过优化政策过程,以嵌入式学习与制度创新方式,循序提升和释放管理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从而助益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对于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依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主体职能宽泛、内涵界定模糊、权力制约不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履职渠道不畅、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村居民主体功能均衡发挥和有效作为的不够完善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明确规范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职能,深入挖掘各类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潜能,拓展社会主体履职渠道,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