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的通俗化与通俗化的文学期刊——以"小小说现象"为例

小小说是在以自身的变化记录着文学的生态,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但改变着人们的文化阅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说是特殊社会转型期,通俗文学以及通俗化文学期刊被读者和市场接受的结果."小小说现象"无疑具有大众文化的符码特征,虽然与精英文化的性质各异,然而它们也在被逐步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以往的传统观念形态必须发生一定的转变,才能让各种挑战变成文学在涅槃中再生的契机.     

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以江西为例

家族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与社会各个层面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在朱子学发展流传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承还是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地方家族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因此,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     

理学的知识考古——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中心

理学由于是富具价值论题的哲学型态,因此其知识探求的方式一直缺乏讨论,而清代考证学的崛起所标示的汉学与宋学对立,致使理学的知识探求被彰显为不可靠的空疏风格。《仪礼》的复原工作由于极具纯形式的知识考古,因而能够成为理解理学的知识探求方式的重要对象。本文以宋末元初理学成熟时期的《仪礼》代表性成果敖继公的《仪礼集说》为中心,分析其复原《仪礼》的工作过程,以及敖门相关的经学研究,以呈现理学的知识考古。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从《风雅翼》看宋元理学“新文统”影响下的李白诗接受

元末理学传人刘履所编古体诗选《风雅翼》,为理学"文""道"一元之"新文统"孕育的诗选范本。其对李白诗作出了迥异于诗史传统的新品评:有风雅兴寄遗意,而未得"性情之正";风格流丽、夸饰;词"密"气"促",远"古调"而近"唐音";因而不得为唐宋时期羽翼风雅诗道之典范。这集中反映了南宋后期至明初,在理学"新文统"影响下,作为传统诗史典范之李白诗接受命运的复杂多舛;对深入认识李白诗的经典化历程、及理学思潮影响下宋、元诗论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北宋理学对传统经学承传贡献之我见——以周敦颐为例,兼谈《爱莲说》儒道意蕴

文章回顾了中国传统经学至北宋的发展简历.简要概括了周敦颐以儒为主.兼及佛道,三教合一,奠定北宋理学基础的治学经历及辉煌成果.析出了<爱莲说>的经学意蕴,肯定地认为周子的经学成果具有历史性的积极功用.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刘宗周与朱子学——兼谈许孚远的朱学倾向及其对刘宗周的影响

刘宗周的理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统合了朱学与王学,朱子与王阳明都对刘宗周蕺山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目前学界却少有涉及。刘宗周对于朱子学的接受与他的老师许孚远有关。许孚远越到晚年越倾向于朱子学,而刘宗周师事于他正好是在其晚年。许孚远在"天理人欲之辨"、"主敬"以及《大学》学上的朱学倾向对刘宗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读《宋明理学通论》

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朱汉民教授撰写的《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是２０世纪末一本研究理学有卓见的重要学术著作。我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认真读了全书,虽然是理论著作,却也读来津津有味。第一,是学术味。学术贵在创新。本书与其它有关宋明理学的著作比较起来,创新在于：以道、学、术的三个层次来诠释宋明理学。这是全新的思路和视野。作者把中国思想史看作是一个整体,着重考察它作为思想文化的性质、功能和作用,从经验性的技艺（术）、理性化的知识体系（学）、对形上存在的信仰（道）三个层次来分析。这是从《老子》…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论电视剧的传播——以电视连续剧《蜗居》为例的分析

电视剧是一种处于传播系统中的文化产制活动。那么,作为一种大众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文化样式,哪些因素决定了一部电视剧在市场上的成功呢？以电视剧《蜗居》走红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拉斯韦尔提出的经典传播模式为切入点,先从微观角度分析电视剧传播中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受众等因素在电视剧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然后在综合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抽象出了电视剧传播的系统模式,从理论层面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电视剧传播涉及的诸种问题。     

晚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善书的讨论为中心

对比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显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各个领域产生了碰撞和融合,袁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分析《了凡四训》中体现的立命观念和宗教思想,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显示的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重新讲"与"接着讲"的哲学——逻辑分析法与《论道》、《新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没有逻辑内容的,也不是运用逻辑分析法来论证的.中国现代时期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的传入,进入了中国哲学,促成了中国哲学的革命,这在<论道>和<新理学>里得到鲜明的体现.冯友兰说其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不是照着讲,主要是指接着用逻辑讲,接着讲逻辑;金岳霖的<论道>是用逻辑重新讲的哲学.     

坊刻的传播方略——以《西游记》为中心

坊肆以射利为计,故以商业的眼光选本刻印,而且在售卖时利用插图、评点等方式积极促销,有力地推动了刻本小说、戏曲文学的传播,亦推动小说、戏曲研究成为明清之后的显学.     

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平事迹补正——以新见碑志为中心

碑志是一种文体格式性明显、载体物质性突出的特殊文本形态,内容多以叙述志主生平经历、世系渊源、婚姻情况等为主,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实是断代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宝库。今即择取二十余种新见宋代碑志,充分挖掘其中蕴涵的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卒、登科、仕宦等有效信息,并与传世文献参较、互证,以补订《宋史·宗室世系表》《全宋文》《全宋诗》《宋登科记考》等著述的阙漏、错谬。     

从蒙、颐二卦看张载的养正工夫论——以《横渠易说》为文献基础

张载哲学的工夫论具有多种形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自《正蒙》与《经学理窟》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大心""诚明"等形态,而对《横渠易说》中的工夫形态则鲜有论究。《横渠易说》的工夫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蒙、颐二卦所体现的养正工夫论独具特色。这一工夫论,合蒙养与颐养两种养正之功,始于养心而成于正性。其具体展开则涵盖并关联了张载工夫论的诸多形态,并具有疏通不同关窍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养正工夫,有助于最终实现发蒙跻圣、复归天地之性的目的。     

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以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为视角

宋元时期商业繁荣,城市不断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随之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审美风尚趋于通俗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因此宋元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儿童人物形象.这些儿童形象从一个侧面对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给予了形象的透视,再现了孝亲的家庭伦理关系,反映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娱乐文艺的兴盛,折射了佛教思想的流行及民间宗教信仰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