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对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而言, 在政治正义的限度内寻求对人和社会的终极解释, 已经成为替代宗教解释世界的现代方案。可是, 这一现代方案不仅取消了终极自由而且取消了对终极自由的渴望,从而自构了伦理困境。黑格尔洞察到现代性的伦理难题, 试图用一种“补偿性方案”克服之, 却又陷于对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抽象肯定。马克思建立了在历史的实践中超越政治正义的政治哲学, 从而确立了一种颠覆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正是这一政治哲学的确立, 为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立脚点, 为他走向实践哲学建立了基本通道。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困境的破解与超越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理论方式探讨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这造成了追求正义的政治理想只是在思想世界中构建,而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于"实践"之上,破解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难题,它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价值诉求是"正义","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论证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根本差别,提出实质正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从社会体制本身寻求实质正义的可行性道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以往政治哲学的超越。     

西方政治正义的贫困与马克思政治正义思想的超越

政治作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须臾不能离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西方政治正义理论隐含了某种程度的普遍主义哲学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从而不能实现对政治正义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把握。因此,对政治正义及其本质的科学阐释与辩证分析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内实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以“为人类求解放”为终极价值,科学擘画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图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正义思想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政治正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宏伟蓝图、提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鲜明底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     

价值的颠覆——论通识教育的超越意识及其困境

通识教育自引入我国以来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识教育推动者呼唤人文精神的挺立以扼制市场化、功利化、世俗化对高等教育的道德冲击,其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人之为人的生命根基。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终极价值的先行确立并不具有绝对合法基础,秉持此种观点无疑又回到了传统哲学的独断立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对于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只具有私人性并不具有强制性。因此,我们应以何种态度来对待通识教育,这就需要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进行反思。     

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及其超越

专注于提升统治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绩效,是后发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政治策略.这一策略选择有一定客观现实依据,同时也容易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单纯的绩效合法性战略无法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绩效合法性困境".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强体现政治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宪政制度体系的建设,从政治结构的合法性中导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困境的哲学反思

对象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其单向度、二元论的机械化和片面化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很显然,在认识论哲学指导影响下的对象性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危机。而在一个范式陷入危机时,要度过这个危机,只有另外创造一个新的范式。     

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及其哲学图景

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了生态政治运动.生态政治的兴起并在全球掀起的绿色浪潮,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生活中最令人注目的政治现象之一.生态政治主张从政治的高度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传统政治相比,体现了哲学思维上的重大变革.生态政治为我们提供的哲学图景主要表现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哲学的"原野"转向以及对技术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反思.     

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

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的当代论域及其归宿

朗西埃是法国著名的学者,既是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又算是社会学家、艺术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等等。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不断揭示掩藏在政治表象下的真正社会机体,不断重申关于政治之假的科学真理。朗西埃生命政治研究的新政治概念关注了身体化的感性微观控制层面,他认为政治哲学在哲学系中应该是一种哲学或政治行动,而不是一种清理、整顿政治理性的学问。为此,文章对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并对其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

马克思超越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问题,即资本主义体制下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压制。马克思给现代政治理论带来的重大变革在于,将政治的中心场域从传统的国家与法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权力压迫性质,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其核心内容便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具有现实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事实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超出直接事实的建构性的理论概念。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他从经济和财产权角度介入政治问题并揭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对抗性本质的理论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耦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现代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已从“装置意义”上的技术运用,演进至以技术工具、技术思维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技术治理范式的嵌入。技术治理的开放性、隐匿性和高效性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激活数字化语境下的隐性育人潜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亦面临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的梗阻。究其原因,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教育权威在实践中弱化;技术逻辑超越育人逻辑,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被遮蔽;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耦合应以“关系澄明”为前提、以“解蔽主体”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关键,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最大效能。     

基于多元政治秩序的国际法治多维困境与框架建构

构建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然而,在国际法治实践中,具体的国家政治意愿制约着国际法的创设,不平等的法律适用规则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实施效力,过于宽泛的国际组织自由裁量权以及薄弱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严重阻碍了国际法治的实现。为此,应当倡导并建立国际规则构建的民主化参与机制,努力通过跨文化沟通就社会规则达成国际共识,并不断设立建设性的国际公约执行机制,通过多样化的司法机构及其机制解决国际争端。     

论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作为世纪之交卓有理论成就的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在吸收拉康、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起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政治哲学。通过构建以意识形态幻象理论为核心的当代资本主义分析,齐泽克进一步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化,指出, “被排斥者”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革命主体,反对“伪行动”并重构阶级斗争,从而成为新无产阶级,具有进行革命实践的潜力。齐泽克政治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宗教批判与现代政治文明——马克思对卢梭重建现代政治秩序进路的超越

卢梭针对基督教的世俗化倾向,提出具有意识形态效用的“公民宗教”范例,旨在通过重塑宗教精神来实现现代政治秩序的重建。但是马克思面对卢梭的政治方案并没有接受。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应自觉地提升至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高度,由此展现为“神圣形象”批判和“非神圣形象”批判的两种批判进路,并将这两种批判贯彻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剖析当中。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运行方式内部,并自觉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自身时,才有可能在现实的意义上为现代政治社会和未来文明探索出一条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