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从单向到双向的合作治理及实现路径

合作治理是我国政社合作的发展方向,但鲜有研究对合作治理的实践类型进行区分和讨论,导致合作治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基于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的案例,根据主体互动方向将合作治理分为单向合作和双向合作,运用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对合作治理中各主体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发现在双向合作中各参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逻辑可以共生互利。从单向合作向双向合作的转向需要进行开放型政府建设,以去政治化为前提,提高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和能力,建立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双向选择机制,以包容性的制度设计统合多样化的参与主体。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

为什么在政策和文化环境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仍有相当多的村委会是清一色的男性?本文认为,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程度与农村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能力有着直接并且深刻的关联,这是本文提出并且要加以论证的问题。本文从村级党支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核心地位、农村女党员的发展等问题切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内容中。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新突破

我国拥有者数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同样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完善我国的治理系统,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便需要重视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关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切实利益,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文件,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本文简单分析探究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