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的“祛魅”: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技术互嵌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在塑造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枢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科层治理体系经历信息化到平台化再到数字化的调适性变迁，而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推动着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新兴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体系既是科层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战略，又受制于科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工具限度，组织-技术互嵌程度决定技术吸纳的深度和效度。在组织-技术互嵌迭代过程中，数字化城市治理体系呈现“人防”“技防”混合、数据与管理分离、治理要素“碎片化”的特征。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需要明确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定位，以问题感知为核心功能，警惕数字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带来城市治理“再碎片化”。     

构建认同：智媒城市地方感的回归路径与主体性重建

智媒城市区别于传统都市主义的空间传播机制,其地方感呈现出虚实场景交织的感知动态化、个体情感体验的微空间化、社会互动参与的权力可塑性及身体与空间的分离错位感等新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可沟通程度。从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将智媒城市空间的媒介沟通功能作为其地方感形成的起点,运用自然空间修复器的场景化实践、人文空间承载物的意象性表征,以及社会空间日常化的公共性再现等实践路径,来建构和形塑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环境认同、人文空间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的身份认同。而人在地方感回归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反制作用,以人本主义实现与自然空间的“超链接”,与人文空间的“再部落化”及在社会空间中的“具身公共性”,建立起与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数字驱动还是技术掣肘：数字城市治理的反思与实践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工业化以后,数字化发展成为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社会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所在。数字要素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数字红利得到不断释放。而随着数字化的升级,也应当防范可能造成的技术统治与数字鸿沟等,并寻求技术与治理的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行政、技术与价值三个角度分析数字城市的治理体系,能够全方位探索数字驱动的治理模式,化解技术升级带来的规制影响,推动我国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     

不动产要素驱动城市智慧化作用机理研究

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不动产在驱动城市智慧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从城市不动产优化的视角切入,在厘清城市不动产优化与城市智慧化建设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城市不动产要素驱动城市智慧化的作用机理。最终研究表明,优化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及时更新城市建筑功能与空间布局结构、打造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以及持续升级ICT与交通等基础设施能够从六个方面驱动城市智慧化的建设进程：塑造益于知识产生、交流与溢出的城市宜创物理空间,促进城市创新和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唤醒智慧经济增长活力;提升城市宜居性,优化城市创新环境,吸引创新型和知识型高技能人才集聚,提升智慧居民技能质量;为城市智慧治理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物理支撑,筑牢智慧治理基础结构;提升城市可达性与信息网络连通性,促进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等流要素的快速流动,增强智慧要素流动效率;提高城市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构建智慧生存环境氛围;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与社交环境,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质量,助力智慧生活提质升级。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人民福祉及获得感,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检验。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居民对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熟练度并促进了当地的电子政务发展。而异质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效应存在选择性,智慧城市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老龄人口、高收入人口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居民群体中。因此,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全面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     

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收缩在国外出现较早，特征多样，成因也复杂。2020年中国城市收缩占比已高达43%,城市收缩问题治理迫在眉睫。通过梳理关于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城市收缩具有多重内涵，测度方法也多样，这主要源于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多样性，至少包括生命周期机制、空间错配机制、政治经济学机制和启发式机制四种。国际城市收缩治理策略相对成熟的主要有“被动/主动”策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行动方式四类，基于该治理思路，取得较好成效的是美国克利夫兰、德国波鸿和日本长崎。结合中国特点，我们认为在治理实践中，不必拘泥于传统的“精明收缩”思维，故针对普遍存在的产业老化、空间虹吸导致城市收缩现象，提出了“主动/被动策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行动方式相结合的思路。这些讨论或能给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构建提供某些启示。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发展观的三重逻辑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继承与发展。正确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需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逻辑进行整体诠释,全面把握该主题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布局。城市发展自“物本”到“人本”的理论逻辑,在认识和价值两方面深刻阐释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城市发展自“时间”到“空间”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变迁过程和城市治理全球视野的契合点,不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遵循,而且为解决世界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实现了城市发展自“愿景”到“现实”实践逻辑的转变,也诠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开始了数字治理的行动探索。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并不必然实现对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赋能。通过对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必须在城市基层治理行动中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才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目前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动效能并没有充分呈现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优势,存在着多重行动障碍。基于技术-治理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城市数字治理行动效能障碍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数字技术与治理机制的“脱嵌”所造成的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与精准化服务的价值偏差、目标偏向、结构失衡。对此,城市基层数字治理行动应在主体、结构、过程、规范、资源五个方面确立技术-治理互嵌耦合的行动策略,促成技术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正向耦合,均衡推进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基层治理的赋能,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当代青年的城市空间想象、认同与身体实践

伴随新技术革命所形成的世界日渐数字化，以数字产业和互联网平台经济为支撑的新媒介空间正在逐步覆盖现实的日常生活空间，成为人们多场合依附、寄居的生活场景或精神空间。在城市空间媒介化的时代语境下，以出行地图导航、生活信息聚合、短视频社交、即时配送服务等数码空间地理的文化生成，正在编织和决定着当下青年群体对城市空间和生活的想象建构与知识认知。这一新媒镜城的意义建构与再生产，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惯习与审美，而且重构了青年人对城市的感知经验方式，并改写其在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具身行动实践，异化着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人与“存在”的关系。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误区与防范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后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城市转型发展的转换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人们生活方式变革的突破口。随着我国对智慧城市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不断显现,智慧城市评价体系逐渐完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认识、体制、技术等因素影响,造成了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扭曲,存在智慧城市建设一哄而上、城市面貌千城一面、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市场导向不足、资源整合难度大等问题。要实现我国智慧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应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推动智慧城市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智慧产业发展,形成市场需求调节和政府引导共同作用机制,实现智慧城市资源有效整合。     

行政执法赋权的现实缘起、路径评析与法治向度

行政执法赋权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将数十项甚至数百项行政执法权下沉至乡镇街道,最大程度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有权无责”与“无权有责”两项治理难题。在超大规模治理国家过程中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宪法范围内积极促成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弹性治理空间,是推行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宪制诉求。回应基层执法实践难题、优化行政执法试点机制、践行党政合署驱动发展,是启动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依托党政联合发文开启、自上而下科层驱动、多类行政职权下沉方式进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从概括式权力下沉转向类型化赋权、从命令式权力下沉转向民主化赋权、从静止式权力下沉转向动态化赋权,有助于加快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法治化进程。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内涵机制与优化路径——基于数字化视角

数字化嵌入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数字化视角,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包含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适应、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从传统治理到数字治理的三重逻辑内涵。在数字化驱动下,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受识别、引导、行动、评估四大作用机制影响,趋向“治理理念精准化”“治理权责科学化”“治理结构整体化”“治理效果清晰化”发展,但仍受困于数字化应用瓶颈及价值异化、科层制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标准化管理滞后且韧性不足、绩效内卷与痕迹主义的盛行等问题。锚定优化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目标,需坚持优化技术顶层设计、推进治理体制改革、构建协同共治图景、完善评估监督体系。     

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扑面而来,封闭式分割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治理现代化需求,城市治理陷入碎片化悖论之中。整体性治理是在不改变行政部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体制创新和工具创新来实现跨边界社会问题联动治理的新模式,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上海长宁区社会治理大联动模式经验,总结出理论与现实的逻辑契合性,对该模式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智慧城市治理的“去碎片化”进程。     

智慧城市理念下的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作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理念的全面创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带来了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也给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及信息处理能力三个方面。为了使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适应智慧城市理念发展的新要求,政府有必要转变其网络舆情治理理念,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从而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     

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城市住宅空间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城市空间拓展为大背景 ,从人是最具有“领域感”动物的观点入手 ,探讨了住宅空间发展中的诸多热点问题 :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依存关系 ,私有空间在人的价值上的“标签”含义 ,公共空间与城市发展水平提升的互动关系 ,城市的整体大空间与住宅空间的平衡发展等。并以中外城市空间扩张特别是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住宅区演变为例 ,阐明了人对私有空间的“占有欲”在城市空间消长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智慧城市更新：科技图景与三重路径

城市更新作为内嵌于城市发展全生命周期的一种空间优化机制,与城市相伴而生,和发展同向而行。在严峻的资源困境倒逼下,国内城市相继步入存量更新时代,并在政策机制的影响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更新统一行动。自工业革命以降,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在重塑城市风貌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城市问题,扩大了旧的城市积弊。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从而赋予城市更新以新的理念。在现代规划理念指导下,城市规划师与治理者必须面向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总体目标,运用新兴科技手段对城市建成区进行空间综合整治、功能布局优化和人居环境改善。通过智慧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导入,以科技赋能,为城市衰败区提供走向复兴的智慧化端口。